1986年，黄天骥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尝试实行“100篇作文”， 要求大学生一进中文系，要交100篇文章，纳入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了36年。所有老师，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一至两个学生。
这是他试验了很多办法后确定的。因为他做了调查，发现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从事的职业多与笔杆子有关，但当时学生一旦考上大学，立刻松了“弦”，有的甚至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通过实践，写作文的办法被固定下来。电影《唐吉可德》的出品人张全欣是那一届的学生。他回忆那段在宿舍光着膀子写作的日子，宿舍里六个人，几乎人人都被这个硬性任务“逼出了创作才华”。
而通过师生之间的指导和交流，增进了感情，也使老师们对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更为全面。1998级有个女孩，一开学就在作文里写，大学期间要好好学习，“拒绝爱情”。这自律精神让老师也看不下去，在文末用红笔写道：“爱情是很美妙的……会使一个人全面地成长。处理好了，恋爱学习两不误。”有个学生，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写他崇拜海子卧轨自杀。老师读后觉得“思想倾向不对”，就写了一篇长文劝导。
在教育工作上，黄天骥做了很多有益的创新和探索，而在做学问上，这位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在半个多世纪专研古典文学，博考经籍，比较群言，覃思神会，多有独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是黄天骥的学生，对老师的作品非常熟悉。他评价道：先生可谓“庾信文章老更成”，耄耋之年细读唐诗，写下的文字自是大半个世纪的研磨之功——从诗人胸臆到言语笔锋，从字词典故到寓意寄托，爬梳剔抉，参互考训，都是极为细致的功夫。
黄天骥：我父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家里藏书也算不少。父亲去世早，我跟着祖父生活，他要求我背《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成语考》《三字经》等等，背了之后就对诗词发生了兴趣。我中学在广州市南海中学就读，那时老师对我的语文水平就很肯定。小的时候我也喜欢音乐，周围的人都怂恿我考音乐学院，最后还是选择了中文。解放初年，中山大学师资力量很强，有王力等很多名师。我当时想在广州读书还可以照顾祖父，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大中文系。1952年参加高考，我记得当时的高考题目很简单：《一件小事》，就看学生能不能写出有意思的故事。
黄天骥：在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王力先生和王起先生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两人都是秃头，都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都很高大，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学一年级，王力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他很有趣，讲话的速度非常慢，上课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为事先预习过，王力先生讲上一句，我就知道他的下一句，有一次我记完笔记没事，就在笔记本上给他画漫画：圆圆的脑袋，再划上眼镜两个小圈，他从后面走过来，正好看到，说：这不是我吗？然后笑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走了，也没有处罚我。30年后，王力先生来到中大，我和他聊起这件事，他笑了笑，似乎多少记得。
王力先生留学法国，很洋派，传闻每周末都会和师母夏蔚霞去郊外野餐。当时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教授的房子是两层的红楼，他住在东北区五号，是中山大学最好的有三层的楼房。同学去拜访，他从二楼的书房下来解答我们的问题，比如语法的规律，应该怎么理解音韵……五分钟以后他看看手表，把书桌上的画报递给我们，然后问：“你不是很忙吗？”
1954年，他就和几位语言学的名家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了。后来，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时，请王力先生来给中山大学的年轻教师和刊授学员讲语言学知识，会场安排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面对五千多学生王力先生很激动。他说：这辈子听我讲语言学的学生加起来都没有今天多。要看漂亮面孔肯定要看红线女，我不是红线女，这么多青年来听我这个老头子讲课，学习热情这么高，如果都能像广州这么多的干部和青年自觉学习，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黄天骥：大学老师各有各的风采和做法。王力先生是搞语言的，语言是文科中的理科，数学是理科中的文科。这是我的概括。他很喜欢用语法和画图的办法，主谓宾用线条划出来。语言学对逻辑性要求严格，必须准确，音准需要记录，他讲得慢，是希望学生能清楚地一字一句、一个音一个音记下来。当时还要求检查笔记、课堂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跟老欧洲的教育做法，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中大中文系就有逻辑学和教育学学科的安排。那时没有教材，在1956年左右，教育部在各个学校邀请一些高水平的老师，在北京集中开会确定出版《文学史教学大纲》。到60年代初，王起先生才参与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者注：《中国文学史》1964年版，全4册，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1995年，教育部请袁行霈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先生邀请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参与，我是第三卷的分卷主编。当时，我们就提出文学史撰写要守正出新，要根据大纲要求的主要精神，同时可有自己的理解。
我记得，解放前有人说，根本没有屈原这个人。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在1956教育部编写的《教学大纲》，就规定必须讲屈原，而且必须讲爱国主义，至于讲《九歌》多些还是《离骚》多些，随便。不要离开大纲的精神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合适。后来有了教材，即使我编的部分，和记平台我上课也不会照着教材念，而是根据教材精神，力求提出自己更新更深的理解。如果依样画葫芦，学生会说：“我自己看教材不就行了？何必听你的。”现在的大学，有的年轻教师不太懂，上课跟着教材念，这很难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中华读书报：您给本科生讲诗词，给研究生讲古代戏曲，兴趣广泛，著述丰厚，还出版了《周易辨源》等等，一般人很难做到。
黄天骥：兴趣是一方面，老师们对我影响也很大。詹安泰先生的专长是研究宋词，但他给我们讲《诗经》和《楚辞》，让我非常入迷。我是古代文学课代表，自然和任课老师接触较多，每两个礼拜组织讨论，课代表要把同学们的发言提纲收齐，交给老师，会给老师提不同意见，交流比较多。三年级要写课程论文，我写了《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写着：“来稿字迹非常潦草，简直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末只署“编者”两字，后来我才知道，信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先生写的。不久，论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
黄天骥：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戏剧史家董每戡先生给我们上课。他研究中外戏曲史，同时也是导演和剧作家，曾经和田汉等一起推动左翼抗战文艺活动，中国的第一本外国戏剧史，就是董先生撰写的。赵丹的第一部戏《C夫人肖像》也是董先生编写的。和王国维不一样，他力图用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董先生上课讲得非常好，生动活泼，听他一堂课像看了一场戏。有一天下大雨，董先生上课，同学们等了两三分钟他还没到，我就走上讲台，驼着背、弯着腰，擦擦鼻下的胡子，学他上课的样子，学生们大笑。突然笑声停住，我扭头一看，发现董先生站在门口，也不作声。我心中忐忑，以为一定挨批，因为这个举动对老师很不尊重，很不对。下课后，董先生说：“黄天骥你留下来。”我以为让我写检讨了，很后悔，谁知董先生说：“你的模仿能力很强，不如跟我学戏剧学吧。”董先生爱护和教育学生的态度，让我受益和十分感动。所以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就写了有关《桃花扇》的论题。论文答辩时，老师们一致认为优秀，就让我留下来当了助教。
黄天骥：从学习诗词转到学习戏曲，戏曲是董先生训练的。他说：“不要光听我讲课，你要到舞台上去，要参与他们的事，兰花指怎么翘，话剧怎么导，你要学，可以参与编导，也可以提出意见。”所以那段时间我跑粤剧院、话剧团、京剧团，和编导、演员讨论很自如。1957年，董先生不幸被错划为分子去了长沙（他太太胡蒂子是长沙人），生活很潦倒。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年抄家，董先生把《五大名剧论》书稿藏在灶膛里，用柴灰盖起来，躲过了的搜查，后来稿子找出来，发现被老鼠啃了一半。那时候他的右手已经抖得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左手写不动，就把钢笔横过来，右手拿着，用左手推着笔尖来写。他的意志力、坚强的做学问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写《西厢记创作论》，写了十多万字，存在电脑里全丢了，我一想到董先生做学问的坚毅精神，就充满动力，后来又重新思考，重头再写了一遍。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间，您对戏曲史上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也写过多篇论文。比如《长生殿》，您在不同时期都发表过论文，而且各有侧重？
黄天骥：研究戏曲作品的题旨、内涵，是从事教学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作品能否正确理解、分析，和自己的审美能力、理论修养、资料掌握有直接关系。一个时期的风气和舆论导向，又往往左右着认识和判断。50年代后期，我研究洪昇的《长生殿》，写了《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的论文，肯定洪昇揭露了杨、李的误国殃民，否定剧本对杨、李爱情的描写。在“左”风影响下，我用了许多笔墨批判洪昇对统治阶级的美化。
当时的研究，不可谓不认真，但无法解释何以长期以来群众对杨、李婚姻多抱同情的态度，也没有触及洪昇的内心世界。到80年代初，我又写了《论洪昇与长生殿》的论文，比较注意研究杨李之间的矛盾，从杨玉环的“专宠”“情深妒亦真”，看到封建时代妇女对爱情专一的追求。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婚姻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夫妇爱情专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到男女平等这一阶段的果实。然而，杨玉环处在一个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的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这样的分析比50年代就有所进步。不过，我在充分肯定了《长生殿》上半部的民主性内容的同时，又认为它的下半部写李、杨忏悔，有凿空不实之嫌；而且戏剧冲突的主线没有发展，剧本给人以冗长拖沓之感。
到了90年代初，我又再一次审视《长生殿》，发现过去的认识不妥，因为研究戏曲，应该注意这一体裁的审美特性。解放以后，我们接受了苏、欧话剧理论的影响，注意捕捉戏剧冲突和研究人物性格，成效是明显的，但未能解决戏曲研究的全部问题。我国古代戏曲与诗歌创作联系密切，而诗歌最重意境，戏曲作家也不可能不接受诗歌创作思维模式的影响。经过考虑，我又发表了《长生殿的意境》一文，注意从文化特色审视戏曲作品，发现《长生殿》的后半部原来别有真谛，认识到作者写杨、李的悔恨，是要使观众由此及彼，捉摸到世道浮沉、社会兴替的轨迹，从更宽广的角度领悟人生境界。到本世纪初，我又发表了《长生殿艺术构思的道教内涵》，力图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研究《长生殿》。对它的评价又和自己以前的看法，又有所不同。
真理是越探索越明晰的，我没有一锤定音的本事，但是我能够修正自己对学术研究的错失。每一次修正对《长生殿》的看法，都感到经过不断的追求探索，自己的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只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有可能避免犯主观武断的毛病。
黄天骥：我最崇拜的，是古文研究专家容庚老师，尤其是他的人格。大学刚入学，注册后，我就和同学一起慕名访问容庚先生，他拿出一大盆荔枝请我们吃。中山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就是容庚、商承祚等几位老师开拓出来的。容庚先生是大专家，著作很了不起，能认得出古董、出土文物里的字，我们问他怎么研究出来的，他说是猜的——他肯定不是乱猜，有原典，包括对《礼记》《周易》古代版本的对比都有其规律。他给我们上古文字学课，可是我听不出所以然，根本掌握不了什么。青、中年时期，容先生喜欢我，问我怎么不学古文字学，我说不好玩，学不来。但是，我倒常跟他一起运动。每天五六点钟，我和容先生一起打羽毛球——这和古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容先生去打球时，总会是带着些书，我看多了，歇息时会问问这些书用处或用法的问题，这就多少知道考察上古文字问题时，大致要看哪些书了。这是我“偷师”的过程。后来在90年代，我写了一本50万字的《周易辨源》，对64卦中某些文字的理解，就得益于在“玩”中学到的知识。
黄天骥：人家说黄天骥怎么破门而出，搞出来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并不奇怪。本来文史哲不分家，我只是把门开大了一点。我主要从古文字的考证，从音韵的规范，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辨析其源，易经的爻辞，在我看来，本是民谣，谣辞多数是押韵的，六十四卦爻辞的内容，涵盖了上古时期人们生活、爱情、历史、战争等方面状况。
我认为，在中学，老师给我们的是知识，在大学，给我们的是智慧，智慧是极需创造的，并非只强调课堂教育的问题。至于老一辈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讲文学史，往往能从头讲到尾，从《诗经》讲到近代文学，不是你讲一段，我讲一段。詹安泰先生是研究宋词的专家，但为什么《诗经》也能讲得这么好，他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在中大任课时也学着这样做了，几十年教学生涯，我在讲台上古代文学史每阶段都讲过。在我来讲，不存在分阶段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东方出版中心）从初唐四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起，到晚唐秦韬玉的《贫女》止，选取了32位诗人的35首诗歌，呈现了唐代诗歌的基本风貌。选择哪些唐诗，有什么标准或原则吗？
黄天骥：开始没有标准，只是一篇篇写下去，写到一半，出版公司邀请我出书。书名原来叫《唐诗创作论》，我非常佩服东方出版中心，帮我改了题目，整部书质量提高了。开始写的时候，我没有按照年代给诗人排序，后来成书的时候才发现作家的年代排下来，可以看出唐诗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其实这也跟我研究诗词一向的思想有关：对任何一篇诗词或者一个诗人的评价，都不能脱离所在的时代背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个人情感的抒发，跟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总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离开森林去看一棵树木。
现在赏析唐诗，很多人都会把诗歌中的某种精神抽象出来，停留在“如何如何好”，缺乏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我认为研究唐诗应该从不同文化的角度，一定要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本人的经历，不仅要讲清楚内容，还要研究写法、技巧，用自己的眼光加想象再创造。大学一年级学文艺理论，我对高尔基的提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评论一部作品应该像解剖刀解剖。我心里说，文学作品本身是有血有肉的，是活生生的，是讲灵魂、讲人性的，不能用解剖刀来解决，不能把评论文章写成理科论文。而且，研究数学的人，觉得数学是很美的。我不明白数学有什么美呢？1加1不就是2吗？后来和理科老师交流，发现他们对数据怎么出来是有不同途径的，有是否巧妙的问题，确实是讲究美与不美的。这和文学是一样。文学研究批评文章就是再创造。钱锺书先生讲通感，宗白华先生也是这样做的。老一辈老师都知道通感，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呢？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山大学提倡了一些观点，做出很多创举，比如让学生在一年级完成100篇作文等，当时是有争议的？
黄天骥：我调查过90%以上的中文系毕业生，都离不开笔杆子，大都从事教师、秘书等职业。经过思考和实践，我提出笔头必须练，打好基本功，这是我的教育思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学生面临的考试越来越多，书面知识比较多，动手能力则不行。1982年我想了很多办法，让他们读100本书，每天写简短的读书笔记；从83届开始，我实行另外一种做法，和部队战士联合组织了“年龄人两地书”的活动，让他们参与生活，互相结对子写信，一方面向学习，一方面通过写作练文笔。后来“两地书”结集出版，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总之经过多种试验，都是在很多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最后实行写100篇作文，从1986年开始，我要求大学生一进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要交100篇文章，要计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36年来，从没中断过。所有老师，包括王起先生等60岁以上的教师都参加，都要指导一至两个学生，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起初，同学们骂得很厉害，但是毕业分配的时候就知道有效果。我们当时的毕业工作分配是全校最好的。广东都知道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写；每一届校友回来，都一定会谈到100篇作文写作的甘苦，而且通过写作交流，对老师的感情都加深了。
当时确定这个思路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线篇写作教学是有规律的，让学生写作文，一开始有的写母校，写家庭，逐渐没东西写，就开始进步了，他们就要观察社会了。而且学生有错误思想，老师批改作文也会及时发现，学生们在思想上、业务上通过写作文同时都会有进步。
我对学生的帮助，反过来学生会帮助我，教与学相长。2013年，我给本科生三年级学生讲了一学期的诗词课，每周上课，共讲十讲，直到学期结束。我讲的时候没有讲稿，当时有一些学生在我面前放了录音机，后来他们把我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打印出来，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愣了。这本书就叫《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后来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这也是师生间的互相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