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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篇作文”是真正的教书育人——访著名学者黄天骥

时间:2024-06-14 17:15:15 作文范文 我要投稿

  1986年,黄天骥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尝试实行“100篇作文”, 要求大学生一进中文系,要交100篇文章,纳入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了36年。所有老师,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一至两个学生。

  这是他试验了很多办法后确定的。因为他做了调查,发现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从事的职业多与笔杆子有关,但当时学生一旦考上大学,立刻松了“弦”,有的甚至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通过实践,写作文的办法被固定下来。电影《唐吉可德》的出品人张全欣是那一届的学生。他回忆那段在宿舍光着膀子写作的日子,宿舍里六个人,几乎人人都被这个硬性任务“逼出了创作才华”。

  而通过师生之间的指导和交流,增进了感情,也使老师们对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更为全面。1998级有个女孩,一开学就在作文里写,大学期间要好好学习,“拒绝爱情”。这自律精神让老师也看不下去,在文末用红笔写道:“爱情是很美妙的……会使一个人全面地成长。处理好了,恋爱学习两不误。”有个学生,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写他崇拜海子卧轨自杀。老师读后觉得“思想倾向不对”,就写了一篇长文劝导。

  在教育工作上,黄天骥做了很多有益的创新和探索,而在做学问上,这位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在半个多世纪专研古典文学,博考经籍,比较群言,覃思神会,多有独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是黄天骥的学生,对老师的作品非常熟悉。他评价道:先生可谓“庾信文章老更成”,耄耋之年细读唐诗,写下的文字自是大半个世纪的研磨之功——从诗人胸臆到言语笔锋,从字词典故到寓意寄托,爬梳剔抉,参互考训,都是极为细致的功夫。

  黄天骥:我父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家里藏书也算不少。父亲去世早,我跟着祖父生活,他要求我背《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成语考》《三字经》等等,背了之后就对诗词发生了兴趣。我中学在广州市南海中学就读,那时老师对我的语文水平就很肯定。小的时候我也喜欢音乐,周围的人都怂恿我考音乐学院,最后还是选择了中文。解放初年,中山大学师资力量很强,有王力等很多名师。我当时想在广州读书还可以照顾祖父,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大中文系。1952年参加高考,我记得当时的高考题目很简单:《一件小事》,就看学生能不能写出有意思的故事。

  黄天骥:在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王力先生和王起先生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两人都是秃头,都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都很高大,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学一年级,王力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他很有趣,讲话的速度非常慢,上课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为事先预习过,王力先生讲上一句,我就知道他的下一句,有一次我记完笔记没事,就在笔记本上给他画漫画:圆圆的脑袋,再划上眼镜两个小圈,他从后面走过来,正好看到,说:这不是我吗?然后笑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走了,也没有处罚我。30年后,王力先生来到中大,我和他聊起这件事,他笑了笑,似乎多少记得。‍

  王力先生留学法国,很洋派,传闻每周末都会和师母夏蔚霞去郊外野餐。当时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教授的房子是两层的红楼,他住在东北区五号,是中山大学最好的有三层的楼房。同学去拜访,他从二楼的书房下来解答我们的问题,比如语法的规律,应该怎么理解音韵……五分钟以后他看看手表,把书桌上的画报递给我们,然后问:“你不是很忙吗?”

  1954年,他就和几位语言学的名家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了。后来,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时,请王力先生来给中山大学的年轻教师和刊授学员讲语言学知识,会场安排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面对五千多学生王力先生很激动。他说:这辈子听我讲语言学的学生加起来都没有今天多。要看漂亮面孔肯定要看红线女,我不是红线女,这么多青年来听我这个老头子讲课,学习热情这么高,如果都能像广州这么多的干部和青年自觉学习,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黄天骥:大学老师各有各的风采和做法。王力先生是搞语言的,语言是文科中的理科,数学是理科中的文科。这是我的概括。他很喜欢用语法和画图的办法,主谓宾用线条划出来。语言学对逻辑性要求严格,必须准确,音准需要记录,他讲得慢,是希望学生能清楚地一字一句、一个音一个音记下来。当时还要求检查笔记、课堂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跟老欧洲的教育做法,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中大中文系就有逻辑学和教育学学科的安排。那时没有教材,在1956年左右,教育部在各个学校邀请一些高水平的老师,在北京集中开会确定出版《文学史教学大纲》。到60年代初,王起先生才参与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者注:《中国文学史》1964年版,全4册,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1995年,教育部请袁行霈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袁先生邀请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参与,我是第三卷的分卷主编。当时,我们就提出文学史撰写要守正出新,要根据大纲要求的主要精神,同时可有自己的理解。

  我记得,解放前有人说,根本没有屈原这个人。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在1956教育部编写的《教学大纲》,就规定必须讲屈原,而且必须讲爱国主义,至于讲《九歌》多些还是《离骚》多些,随便。不要离开大纲的精神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合适。后来有了教材,即使我编的部分,和记平台我上课也不会照着教材念,而是根据教材精神,力求提出自己更新更深的理解。如果依样画葫芦,学生会说:“我自己看教材不就行了?何必听你的。”现在的大学,有的年轻教师不太懂,上课跟着教材念,这很难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中华读书报:您给本科生讲诗词,给研究生讲古代戏曲,兴趣广泛,著述丰厚,还出版了《周易辨源》等等,一般人很难做到。

  黄天骥:兴趣是一方面,老师们对我影响也很大。詹安泰先生的专长是研究宋词,但他给我们讲《诗经》和《楚辞》,让我非常入迷。我是古代文学课代表,自然和任课老师接触较多,每两个礼拜组织讨论,课代表要把同学们的发言提纲收齐,交给老师,会给老师提不同意见,交流比较多。三年级要写课程论文,我写了《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写着:“来稿字迹非常潦草,简直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末只署“编者”两字,后来我才知道,信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先生写的。不久,论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

  黄天骥: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戏剧史家董每戡先生给我们上课。他研究中外戏曲史,同时也是导演和剧作家,曾经和田汉等一起推动左翼抗战文艺活动,中国的第一本外国戏剧史,就是董先生撰写的。赵丹的第一部戏《C夫人肖像》也是董先生编写的。和王国维不一样,他力图用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董先生上课讲得非常好,生动活泼,听他一堂课像看了一场戏。有一天下大雨,董先生上课,同学们等了两三分钟他还没到,我就走上讲台,驼着背、弯着腰,擦擦鼻下的胡子,学他上课的样子,学生们大笑。突然笑声停住,我扭头一看,发现董先生站在门口,也不作声。我心中忐忑,以为一定挨批,因为这个举动对老师很不尊重,很不对。下课后,董先生说:“黄天骥你留下来。”我以为让我写检讨了,很后悔,谁知董先生说:“你的模仿能力很强,不如跟我学戏剧学吧。”董先生爱护和教育学生的态度,让我受益和十分感动。所以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就写了有关《桃花扇》的论题。论文答辩时,老师们一致认为优秀,就让我留下来当了助教。

  黄天骥:从学习诗词转到学习戏曲,戏曲是董先生训练的。他说:“不要光听我讲课,你要到舞台上去,要参与他们的事,兰花指怎么翘,话剧怎么导,你要学,可以参与编导,也可以提出意见。”所以那段时间我跑粤剧院、话剧团、京剧团,和编导、演员讨论很自如。1957年,董先生不幸被错划为分子去了长沙(他太太胡蒂子是长沙人),生活很潦倒。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年抄家,董先生把《五大名剧论》书稿藏在灶膛里,用柴灰盖起来,躲过了的搜查,后来稿子找出来,发现被老鼠啃了一半。那时候他的右手已经抖得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左手写不动,就把钢笔横过来,右手拿着,用左手推着笔尖来写。他的意志力、坚强的做学问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写《西厢记创作论》,写了十多万字,存在电脑里全丢了,我一想到董先生做学问的坚毅精神,就充满动力,后来又重新思考,重头再写了一遍。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间,您对戏曲史上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也写过多篇论文。比如《长生殿》,您在不同时期都发表过论文,而且各有侧重?

  黄天骥:研究戏曲作品的题旨、内涵,是从事教学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作品能否正确理解、分析,和自己的审美能力、理论修养、资料掌握有直接关系。一个时期的风气和舆论导向,又往往左右着认识和判断。50年代后期,我研究洪昇的《长生殿》,写了《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的论文,肯定洪昇揭露了杨、李的误国殃民,否定剧本对杨、李爱情的描写。在“左”风影响下,我用了许多笔墨批判洪昇对统治阶级的美化。

  当时的研究,不可谓不认真,但无法解释何以长期以来群众对杨、李婚姻多抱同情的态度,也没有触及洪昇的内心世界。到80年代初,我又写了《论洪昇与长生殿》的论文,比较注意研究杨李之间的矛盾,从杨玉环的“专宠”“情深妒亦真”,看到封建时代妇女对爱情专一的追求。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婚姻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夫妇爱情专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到男女平等这一阶段的果实。然而,杨玉环处在一个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的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这样的分析比50年代就有所进步。不过,我在充分肯定了《长生殿》上半部的民主性内容的同时,又认为它的下半部写李、杨忏悔,有凿空不实之嫌;而且戏剧冲突的主线没有发展,剧本给人以冗长拖沓之感。

  到了90年代初,我又再一次审视《长生殿》,发现过去的认识不妥,因为研究戏曲,应该注意这一体裁的审美特性。解放以后,我们接受了苏、欧话剧理论的影响,注意捕捉戏剧冲突和研究人物性格,成效是明显的,但未能解决戏曲研究的全部问题。我国古代戏曲与诗歌创作联系密切,而诗歌最重意境,戏曲作家也不可能不接受诗歌创作思维模式的影响。经过考虑,我又发表了《长生殿的意境》一文,注意从文化特色审视戏曲作品,发现《长生殿》的后半部原来别有真谛,认识到作者写杨、李的悔恨,是要使观众由此及彼,捉摸到世道浮沉、社会兴替的轨迹,从更宽广的角度领悟人生境界。到本世纪初,我又发表了《长生殿艺术构思的道教内涵》,力图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研究《长生殿》。对它的评价又和自己以前的看法,又有所不同。

  真理是越探索越明晰的,我没有一锤定音的本事,但是我能够修正自己对学术研究的错失。每一次修正对《长生殿》的看法,都感到经过不断的追求探索,自己的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只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有可能避免犯主观武断的毛病。

  黄天骥:我最崇拜的,是古文研究专家容庚老师,尤其是他的人格。大学刚入学,注册后,我就和同学一起慕名访问容庚先生,他拿出一大盆荔枝请我们吃。中山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就是容庚、商承祚等几位老师开拓出来的。容庚先生是大专家,著作很了不起,能认得出古董、出土文物里的字,我们问他怎么研究出来的,他说是猜的——他肯定不是乱猜,有原典,包括对《礼记》《周易》古代版本的对比都有其规律。他给我们上古文字学课,可是我听不出所以然,根本掌握不了什么。青、中年时期,容先生喜欢我,问我怎么不学古文字学,我说不好玩,学不来。但是,我倒常跟他一起运动。每天五六点钟,我和容先生一起打羽毛球——这和古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容先生去打球时,总会是带着些书,我看多了,歇息时会问问这些书用处或用法的问题,这就多少知道考察上古文字问题时,大致要看哪些书了。这是我“偷师”的过程。后来在90年代,我写了一本50万字的《周易辨源》,对64卦中某些文字的理解,就得益于在“玩”中学到的知识。

  黄天骥:人家说黄天骥怎么破门而出,搞出来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并不奇怪。本来文史哲不分家,我只是把门开大了一点。我主要从古文字的考证,从音韵的规范,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辨析其源,易经的爻辞,在我看来,本是民谣,谣辞多数是押韵的,六十四卦爻辞的内容,涵盖了上古时期人们生活、爱情、历史、战争等方面状况。

  我认为,在中学,老师给我们的是知识,在大学,给我们的是智慧,智慧是极需创造的,并非只强调课堂教育的问题。至于老一辈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讲文学史,往往能从头讲到尾,从《诗经》讲到近代文学,不是你讲一段,我讲一段。詹安泰先生是研究宋词的专家,但为什么《诗经》也能讲得这么好,他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在中大任课时也学着这样做了,几十年教学生涯,我在讲台上古代文学史每阶段都讲过。在我来讲,不存在分阶段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东方出版中心)从初唐四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起,到晚唐秦韬玉的《贫女》止,选取了32位诗人的35首诗歌,呈现了唐代诗歌的基本风貌。选择哪些唐诗,有什么标准或原则吗?

  黄天骥:开始没有标准,只是一篇篇写下去,写到一半,出版公司邀请我出书。书名原来叫《唐诗创作论》,我非常佩服东方出版中心,帮我改了题目,整部书质量提高了。开始写的时候,我没有按照年代给诗人排序,后来成书的时候才发现作家的年代排下来,可以看出唐诗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其实这也跟我研究诗词一向的思想有关:对任何一篇诗词或者一个诗人的评价,都不能脱离所在的时代背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个人情感的抒发,跟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总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离开森林去看一棵树木。

  现在赏析唐诗,很多人都会把诗歌中的某种精神抽象出来,停留在“如何如何好”,缺乏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我认为研究唐诗应该从不同文化的角度,一定要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本人的经历,不仅要讲清楚内容,还要研究写法、技巧,用自己的眼光加想象再创造。大学一年级学文艺理论,我对高尔基的提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评论一部作品应该像解剖刀解剖。我心里说,文学作品本身是有血有肉的,是活生生的,是讲灵魂、讲人性的,不能用解剖刀来解决,不能把评论文章写成理科论文。而且,研究数学的人,觉得数学是很美的。我不明白数学有什么美呢?1加1不就是2吗?后来和理科老师交流,发现他们对数据怎么出来是有不同途径的,有是否巧妙的问题,确实是讲究美与不美的。这和文学是一样。文学研究批评文章就是再创造。钱锺书先生讲通感,宗白华先生也是这样做的。老一辈老师都知道通感,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呢?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山大学提倡了一些观点,做出很多创举,比如让学生在一年级完成100篇作文等,当时是有争议的?

  黄天骥:我调查过90%以上的中文系毕业生,都离不开笔杆子,大都从事教师、秘书等职业。经过思考和实践,我提出笔头必须练,打好基本功,这是我的教育思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学生面临的考试越来越多,书面知识比较多,动手能力则不行。1982年我想了很多办法,让他们读100本书,每天写简短的读书笔记;从83届开始,我实行另外一种做法,和部队战士联合组织了“年龄人两地书”的活动,让他们参与生活,互相结对子写信,一方面向学习,一方面通过写作练文笔。后来“两地书”结集出版,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总之经过多种试验,都是在很多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最后实行写100篇作文,从1986年开始,我要求大学生一进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要交100篇文章,要计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36年来,从没中断过。所有老师,包括王起先生等60岁以上的教师都参加,都要指导一至两个学生,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起初,同学们骂得很厉害,但是毕业分配的时候就知道有效果。我们当时的毕业工作分配是全校最好的。广东都知道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写;每一届校友回来,都一定会谈到100篇作文写作的甘苦,而且通过写作交流,对老师的感情都加深了。

  当时确定这个思路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线篇写作教学是有规律的,让学生写作文,一开始有的写母校,写家庭,逐渐没东西写,就开始进步了,他们就要观察社会了。而且学生有错误思想,老师批改作文也会及时发现,学生们在思想上、业务上通过写作文同时都会有进步。

  我对学生的帮助,反过来学生会帮助我,教与学相长。2013年,我给本科生三年级学生讲了一学期的诗词课,每周上课,共讲十讲,直到学期结束。我讲的时候没有讲稿,当时有一些学生在我面前放了录音机,后来他们把我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打印出来,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愣了。这本书就叫《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后来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这也是师生间的互相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