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ag乡土贵州的文学书写是通过诸多黔籍代表作家的创作与传承而达到的，从蹇先艾、寿生到石果，构成了半个多世纪之中贵州乡土小说的链条与衔接。从贵州黔北到文化中心之地北京的进出，以及在全国重要平台发表小说作品，铺设出地方作家在全国拥有声誉的地方路径。以作品为根基之外，鲁迅之于蹇先艾、胡适之于寿生，《人民文学》之于石果，都有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意义。从记录旧中国底层黑暗、经济困窘、生活极端贫困的黔北民众生活，到呼应新中国文艺服务政治、书写崭新生活的主潮，重点反映出黔籍作家创作的题材取向与思想诉求。
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由各个地域的现代小说家共同创造与书写的，对于非文学中心的地域，因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其它诸多方面的原因，新文学发展并不均衡，影响力也参差不齐。有些地域的现代小说创作实绩，往往并不被全国学界关注，其文化传承、地方文脉并不显赫。当我们以贵州现代小说作为样本进行剖析时，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是十分典型而特殊的。黔籍作家由于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行，在文坛上自有其不同寻常的进出路径与沉浮历史，值得作为参照系而细加考察。对新时期以前的贵州文坛而言，黔籍作家蹇先艾、寿生、石果等作家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代表，以此为对象进行综合考察，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熟悉蹇先艾小说创作的研究者发现，蹇先艾的小说创作成就与他从贵州遵义到文化中心之地的北平有密切联系。蹇先艾籍贯是贵州遵义，他于1906年在四川越隽县城出生，当时他的父亲任越隽的知县，蹇先艾六岁之前都随着父亲在四川的任职之地涪陵、松潘、阆中等地方不断迁徙。辛亥革命的前夜，其父弃官回乡，定居于老家贵州遵义。蹇先艾也随父母回到黔北生活。从六岁到十三岁，蹇先艾在遵义小城度过了美好而快乐的童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蹇先艾由家父带去北平并投靠其同父异母的二哥，从遵义到北平，蹇先艾被家人谋划出与黔北小城不同的将来，整个人生规划都算得上是颇具远见的选择。可惜的是，其父在从北平返乡的途中病逝，母亲也在一年之内去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人生的种种不幸由此发生。失去父母庇护的蹇先艾变得孤独、敏感、脆弱，经济状况也大为下滑。在此背景下，爱上文学，组织文学社团，参加文艺活动，成为蹇先艾居留北平时的人生新路。文学创作的素材，多半是故乡的生活与回忆，以乡土贵州为题材成为创作底蕴。蹇先艾的创作阶段性十分典型，单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2年到1928年，代表作是《朝雾》，这是一本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合集，包括《水葬》《到家的晚上》在内。这一集子进入了鲁迅的视野，得到鲁迅褒扬。鲁迅将蹇先艾的短篇小说放置于乡土文学的概念之下定位，将蹇先艾与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并排放在一起论述，而且排在首位。“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老远的贵州”这一说法，是鲁迅借用蹇先艾在《朝雾》中《序》的自述。第二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37年，是蹇先艾短篇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作品数量多、质量好，成就最高。这一阶段以蹇先艾1928年7月返回遵义小城完婚为契机，往返两地的时间较长，沿途见闻丰富，让蹇先艾真实体验了川黔之地山区的劳苦民众生活。向下看的姿态无疑扩大了他的视野和见识，为返京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仍然以乡土贵州为题材，他一共出版了六部小说集，分别是《一位英雄》《还乡集》《酒家》《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从遵义到北平，蹇先艾走出了一条新路，走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崭新天地。
比蹇先艾少三岁的寿生，原名申尚贤，是贵州务川人。务川是川黔边界极为偏远闭塞的小县。在贵阳省立一中毕业后，20岁的申尚贤决定远赴京城寻找梦想，企图有一个不一样的前程，于是便与好友结伴到北平求学，先后在北平的中学读书、补习，因偏爱文学与社会科学，导致数次报考北大均未成功，成为北大的一位旁听生。比较而言，沈从文抱着对新文化的向往从湘西来到北平，“在1920年代的中国，沈从文的选择并非孤立和偶然，而是凝聚了某种集体性的历史经验”。对于寿生来说差不多和沈从文都是同样的情形。作为北大旁听生的申尚贤，开始以寿生为笔名撰写时评和小说，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从1929年到1937年，北漂的寿生成了一个文坛新人，也是一个声名鹊起的文坛新人，其文坛地位与胡适的赏识与提携密切相关。寿生小说发表的黄金时期是1934年到1936年之间，作品主要发表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有《新秀才》《乡民》《活信》《管束》《黑主宰》等短篇小说七八篇，时评若干。另外，在其它报刊零散地发表了几篇作品，作品数量并不太多。寿生的短篇小说写的全都是他家乡的乡土故事，以描写当地的黑暗、残忍与风土人情著称。一个闭塞偏远的小城，一段特殊的风土人情，以“濡城”“濡凤”之类的地名留在了寿生的小说之中。居当时文坛重要地位的胡适，不但在主编的刊物上破例刊发，密集地推出，而且在“编辑后记”中也加以点评，可以说对寿生的时评与小说赞誉有加。与此同时，寿生还顺利进入胡适文艺圈子的核心，譬如1936年5月歌谣研究会成立，寿生第一时间加入，与当时加入的全国文人如顾颉刚、钱玄同、朱光潜、沈从文等处于同一阵营，时有往来。他在《歌谣周刊》上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以及回忆整理好的贵州民间故事、歌谣、山歌等。从寿生的创作经历来看，北平八年应该是他文艺上的高光时刻。从贵州务川到北平，可以说是一时风光无限。
与蹇先艾、寿生相比，1917年出生于贵州湄潭的石果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有过重要声誉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得到承认的，在将近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得到了全面的爆发。其发表小说的情形如下：《喜期》发表于《西南文艺》1952年8月号，被推荐转载于《人民文学》1953年3月号，同时被《新华月报》1953年4月号转载。《石土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2月号，《风波》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9月号头条，《官福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9月号小说头条（排在曹禺剧本《明朗的天》之后），另外在《西南文艺》《贵州文艺》等上面发表多篇。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石果连续四次得到《人民文学》的青睐，在当时的文学新人中实属罕见。在发表小说之外，有几件事情值得补述：一是他的小说得到了沙汀、蹇先艾、邵荃麟等前辈的赞赏，据蹇先艾回忆，沙汀当时任驻地为重庆的西南文联的副主任，大力培养新人，其中便包括石果。在读了石果在《西南文艺》刊载出来的《喜期》之后，沙汀给蹇先艾去信要他向省里领导反映，要求把他调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写作。《喜期》被《人民文学》转载是沙汀推荐的结果，石果于1953年列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也是因为沙汀的推荐。蹇先艾当时在贵州省文艺界的地位很高，在各方面关心与提携石果，多次将他列为作家代表去重庆参加西南文联的会议，还曾以陈艾新这一笔名在《西南文艺》1953年8月号上发表《谈石果的小说》一文，此文应该是最早的一篇石果小说专论。《风波》发表以后，正值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石果与会期间，《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约他谈话，对他勉励有加，寄予厚望。二是《风波》《喜期》曾被英文版的《中国文学》译载，日本《读卖新闻》发表过对他小说的评论，另有日本大坂大学香坂顺一教授还高度认可，并一直关注石果的小说创作。三是小说《风波》发表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黑白电影《一场风波》，改编者是羽山，导演是林农、谢晋，主演舒绣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作家创作的小说第一次被搬上银幕。石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在全国重要平台发表小说并迅速进入全国短篇小说家重要行列的作家。
蹇先艾、寿生和石果三位黔籍作家，虽然都是来自贵州偏远之地的小说家，但都具有全国影响。他们或者从黔北小城到北平，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得到鲁迅、胡适等名家的赞赏，成为全国的知名作家；或者虽然身处贵州，但却在《人民文学》这样的重要平台频发大作，得一时风气之先。他们在全国文坛站稳脚跟的方式，共同的特征是从地方走向了文坛的中心，走出去是一种姿态，也是一条地方路径。
尽管中心与地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嵌套着一个空间感、话语权的问题，但是在中心与地方之间，或隐或显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心与地方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多重影响与覆盖。如果从中心之重镇退缩到地方之一隅，在沉潜中偏居一地，文人交往的圈子受到限制，作品写作的状态受到影响，文艺资源受到制约，影响力也就如影随形般滑落或消失了。
在蹇先艾的创作历程中，他于“七七事变”以后，离京返乡并一直定居下来直到贵州解放前夕，是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从他拖家带口从京城辗转多地回到贵州为分水岭，他在贵州定居和生活下来以后，虽然也沉潜于小说的创作，但毫无疑问已处于下滑的状态。抗日战争时期，蹇先艾在遵义、贵阳等地生活，在创作上并不以短篇小说为重点，而是抒情散文、回忆录、杂感、时评都有所涉及。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幸福》《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中篇小说《古城儿女》等。明显的是小说创作在数量上大为减少，在质量上也是不断下滑。在题材上，贵州本土的题材仍然占了相当高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蹇先艾长期在省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虽然也有一些小说和散文创作问世，但基本上没有再创作出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
至于寿生，在“七七事变”后他自由写作的理想破灭，居留京城也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北平沦陷后，寿生也是辗转多地回到家乡贵州务川，曾有从事国文教学、隐居乡下、外出寻找职业等经历，文艺创作则束之高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要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工作，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退休，直到1996年去世。在离开京城的漫长人生岁月中，在务川小城的寿生尽管也私下写作了少量的诗文，但始终没有再公开发表过自己的文艺作品，寿生这一名字在文坛彻底消失，成为文坛的一名失踪者。在寿生去世以后，学界有人陆续进行历史还原，也相应产生了零星的研究成果，但也基本集中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作品而已。寿生从中心到地方，已走上一条不断后退之路，最为决绝，最为彻底。贵州当地的小说史书写者，认为他发表在《独立评论》的小说都是十分优秀的：“寿生的这些小说，已经毫不逊色于四川的沙汀、李劼人、周文，湖南的沈从文、黎锦明等人同时期的同类小说。”然而，“同时期”之后的不同时期，则完全另当别论。当原来在相同起跑线上的小说家不断有突破、精进的时候，寿生却恢复了申尚贤的原名，在贵州务川这一僻远之地过着风平浪静的普通生活。
与蹇先艾、寿生相比，1955年左右正值壮年的石果，因为历史原因于1955年以后在全国文坛逐渐消失了。为什么石果没有在《人民文学》继续发表小说呢？也没有在全国其它报刊继续大放异彩呢？显然这是一个和寿生一样永远也无法说得清楚的谜语，笔者查遍目前的资料都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权威解释。当然，一些相关的说明与解释也能有所释疑：一是作者复出后出版小说集子的自述，说是遵命文学的写作理念束缚了作家的手脚，“老实说，我的这一些东西，差不多都是应时之作，即应当时的需要而作。这种作品，当然不是野草闲花；而是鲁迅说的遵命文学。”“我的以后那些篇章，仍然在不少地方看得出那种赶中心、赶运动、图解政策、为事设人的痕迹。”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不敢说，不敢写，不仅不敢写成作品，甚至在作为内部参考的东西上也不敢如实反映。”这是一种自我辩解，可供参考。另一种解释是学者涂光群的说法，自从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他的小说《官福店》之后，石果很快销声匿迹了，原因是陆续有人用信函或口头方式打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石果的小说。由此导致中国作家协会选编的小说选中没有石果的作品，文艺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也不提及石果其人其作。哪些人写信或打招呼，出于什么有力证据，现在早已是一笔糊涂账，对涂光群的这一说法没法进行核实与考证，但相信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消息，结果由此曾风光一时的石果终归于沉寂。事实证明，1955年以后石果再也没有在外省公开发表小说，有几个小说作品都是在贵州本土的《贵州文艺》，以及由《贵州文艺》改名的《山花》上刊载。而且，自小说《帮助》发表于1955年1月号的《贵州文艺》之后，石果随后的小说作品都署名“石梦天”“余永和”等，可以推测这一阶段他基本上不能用“石果”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了；另外可以佐证的是，他写公社史、厂史的多个报告文学，也不能署名石果进行刊发与出版，甚至都没有署名权，仅仅作为辅导教员的身份而成为背后的无名英雄。
三位黔籍作家都有小说创作的过人天赋，也有过创作的高峰，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阴差阳错地走向创作的沉寂或下滑状态。从京城回到贵州各地，蹇先艾、寿生的创作分水岭出现了，从走出去到沉下来两者泾渭分明。石果有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沧桑曲》问世，但早已时过境迁，影响甚微。“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从个人路径到地方路径，再到文学中国所依存的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或者反之，从“中国经验”再回到个人路径的个体经验，在往返与进退之中，历史的沉浮已昭然若揭。
从蹇先艾、寿生到石果，这几个黔籍作家都是贵州20世纪小说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他们人生的轨迹与沉浮来看都是比较典型的个案。蹇先艾和寿生，是1920、30年代具有全国声誉的作家，他们从贵州到北京，在北京的生活圈子与文艺圈子中风生水起，发表的作品确实在艺术质量上属于一流水平。至于以小说作品走出去，多次刊发于《人民文学》的石果，其作品在今天来看也是上乘之作。综合起来考察，围绕地方与中心，地方作家的地方路径则具有繁复的内涵。
首先，一个作家的影响力，与题材实质上没有太多必然的关联。三位贵州作家都是擅长于贵州本土的乡土题材，巧合的是都属于黔北地区的乡土叙事。小说题材本身没有决定小说作品的艺术水平高低，但时代主潮、思想表达、叙事艺术则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与地位。蹇先艾是贵州遵义人，写的故事以遵义城乡以及川黔道上的底层社会人事为主。譬如小说《水葬》，以桐村青年农民骆毛因偷了大户人家的东西而被处以“沉潭”的惩罚，为了一睹水葬的野蛮残忍盛况，村邻们麻木、兴奋、自私，乡间旧俗的冷酷由此可见一斑。《在贵州道上》则以抬加班轿的加班匠赵洪顺为对象，涉及抽大烟、卖妻等叙事元素。至于在川黔山道之中依靠卖苦力为生的群体，如抬轿的、抬滑竿的、背盐的，加上逃兵、土匪等等更是构成一个底层社会的人生百态。在悬崖、绝壁、窄道遍布的川黔边境与弯弯山路上，环境的险恶扑面而来。《盐巴客》中被军士推下悬崖而致残的苦力，《濛渡》中被军阀拉丁后陷入绝境的农妇，《盐灾》中囤货抬价的盐商，被打击报复失踪的教员，诸如此类，都反映了黔北民众苦难重重的地狱般生活。在川黔山区，沿途客栈之乱象，茅草民居之简陋，都反映了这一角天地的生存苦况与无序状态。寿生的小说也基本上是以贵州题材为主，《黑主宰》《求生的协力》《乡民》《活信》等作品，着意描写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山民在兵匪、烟毒中的惨烈生活。叔侄两位或死于兵祸，或毁于烟毒，“兵祸”与“烟毒”被形象地比喻成两个“黑主宰”，笼罩着贵州黔北民众的生与死（《黑主宰》）；捉拿乡民当成土匪并在“剿匪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被活祭的惨酷故事，令人悲伤无言（《乡民》）……至于《怨声载道》《求生的协力》等小说中底层民众的愚昧、麻木、无助，更是力透纸背。石果的小说与蹇先艾、寿生的题材相似，但基调明显不同。《喜期》主要描写了以黔北农村叶三娘一家的幸福生活，叶三娘一家在经过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迎来了一家团圆、喜事双至的时刻：女儿叶玉珍找到了称心的对象，被地主换去的儿子叶腊生也回到了身边；女儿婚庆喜期定于1952年国庆节那一天，则巧妙地将黔北普通农家小人物的情感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与情感形态联结到一起。《风波》与《官福店》集中于农村中妇女的婚姻与命运，前者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在母女两位身上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因为婚姻法的颁布，性格倔强、泼辣，敢于斗争的杨春梅挑战族祠里的“团族大会”，捍卫了自己的婚姻自由。《官福店》是写寡妇改嫁、婚姻自主的故事，故事背景放在十字坳山垭里经营客栈“官福店”的女老板身上，带有亦农亦商的双重气息。从思想主题来看，石果这一批作品确实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浓郁而鲜明的时代气息，土改、反霸、除奸、改嫁、婚姻自主、粮食保障等题材或叙事元素带有崭新的思想光泽。
其次，从文学场域来看，中心与地方有区别也有联系。相比之下，地方性刊物与登场的作家名录，影响了作品的地位与价值。在一个地方性文艺圈子中还是一个全国性文艺圈子中，相应会影响社会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有效评价。换言之，作为地方作家不能只进出于地方性的文艺圈子，而是要涉足全国的重要文艺圈子，贴近当时的主要文学场域才能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在地方文艺领域上待的时间太久，容易被同化与庸常化。地方上文艺信息较为闭塞，惰性很大，会限制作家的发展与努力方向。处于全国中心的文艺圈子则恰恰相反，鲁迅之于蹇先艾，胡适之于寿生，都有类似的曲径通幽之处。作家或作品得到文坛领袖的认可，成为造就名篇的外部因素，在批评与研究的历史上也经常以此举证。譬如石果，在失去写作署名权力后，1950年代中后期他想写一长篇小说，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1959年之间黔北社会的沧桑变迁，开头想的书名是《铁轮》，几年后正式定题为《沧桑曲》。当时石果原计划写500万字，后压缩改为300万字，分三部。上天不如人愿，后来因为他卷入频繁的运动中，一是时间被占用，二是被不断批斗，三是长篇的手稿被搜，最终结果是等到1980年代末，120万字的《沧桑曲》才完篇正式出版。而且，此长篇小说已失去出版良机，反映这一历史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也不再是关注热点，影响力自然不大。
再次，地方作家站的位置、角度也比较重要。同样是处理贵州题材，如果不是站在全国的视野来审视往往会不着边际。久居一隅的惰性，重复老套的叙事，太贴近真实的距离，都会对小说艺术创作有所伤害。蹇先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同样也是对贵州乡土题材进行处理，但比较表面化，图解政策痕迹明显，在与石果的同类小说中处于劣势。相比之下，蹇先艾在1930年代前后居留北平时期，基本上调用的是家乡的生活经验，却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贵州，站在启蒙、人性的角度来审视乡土的人与事，就能显示非凡的生命力，“老远的贵州”在当时确实新鲜而生动。寿生的小说揭示乡土贵州的黑暗与残忍，大胆、新鲜，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反映的主题如烟毒、兵乱、国民性格却是全国性的，这是他创作的优势。不幸的是他创作时间太短暂了，作品又不多，回到务川后彻底告别文艺创作，被埋没或遮蔽也十分自然。文学活动是一个长时段的活动，不可能是一项短跑运动。脱离自身条件地埋头苦干也会得不偿失，比如石果舍弃自己的长项——短篇小说创作，不切实际地追求超大规模的长篇小说，对时代转折变化估计不足；离真实的时代与历史相隔太近，准备也不充分，自然为日后的曲折和磨难埋下了诸多隐患。
走出去与沉下来，形象地说关联着地方作家的轨迹与沉浮，关联着地方作家文学创作的方向、圈子、路径。在蹇先艾、寿生、石果这三位黔籍作家身上，共同的地方路径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三位作家小说创作集中于乡土贵州的题材，形成了地域文学承传与流动的文脉。在乡土文学的概念之下，他们笔下以乡土贵州为题材的小说，多半对故乡风物加以描述，多半集中刻画乡间的小人物，呈现了贵州山区乡村或破败或兴盛的社会百态，呈现了新旧社会的对照与变迁。但因为中心与地方的空间差异与话语权比重不同，走出去与沉下来的结局大相径庭，这是不可回避的规律，也是不得不理性对待的文学现象。
一个区域内作家的轨迹与浮沉，与外界客观因素有关联，与各自的追求与努力有关联，也与偶然因素的潜在制约有关联。文学与时代、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紧密，从主题、素材到艺术手法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地域性，处于西南偏远地区的黔籍作家同样摆脱不了这些因素的制约，蹇先艾、寿生、石果的更替出现和接力，在中心与地方、异乡与故乡、走出去与沉下来等对峙中留下了痕迹，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现象，启发我们进一步审察与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