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救危亡远赴重洋，到投身革命戎马半生，直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事业鞠躬尽瘁，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他生前所写的三封书信，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
在重庆江津区艾坪山下的元帅陈列馆内，有一面4米多高的展示墙总会引起人们驻足瞻望，这面墙上镌刻着这样一封家书：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全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书信，是1922年6月3日，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写给父亲聂仕先和母亲唐氏的。1919年，20岁的离开重庆，远赴重洋，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岁月。他先于1920年1月来到了法国马赛，后于1921年11月到达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这封书信正是那时所写。
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在这封书信中写下了自己的初心。水深火热的家乡，列强侵占的国土，中饱私囊的政府，拥兵自重的军阀……年轻的为国而痛、为民而哭，在书信中掷地有声地发出了“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的呐喊，这是铮铮男儿的誓言。
“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在书信中以自问自答的形式，道出了一批同样怀着救亡图存理想的留学青年的心声，“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全胞之均能享安乐也！”。2000多年前，曾子留下“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谆谆教诲；1000多年前，诗人杜甫在茅屋破损之际，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喟叹……彼时的，以四万万同胞的衣食安乐为己任，告诉世人：家国天下的理想，依然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绵延流淌。
1922年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从此，他的一生，便在为国为民为奋斗中度过。从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为民族强盛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在负责领导国防科技事业时，他曾言：“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父亲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了前半生；二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后半生。”女儿聂力平淡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不平凡的一生。
1992年，按照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永远注视着这片他曾奉献了后半生的大漠戈壁，永远陪伴着这些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
“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用一生守护了自己的初心。
抗日战争时期，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曾提笔给日军写过一封信。一段抗日将军救日本孤女的故事因此而被历史铭记。
1940年，八路军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晋察冀第一分区三团在进攻井陉煤矿时，救起了两个日本女孩：大的叫加藤美穗子，大约五六岁；小的叫加藤琉美子，还在襁褓中。她们的父母已在战火中死亡。得知此事后，让官兵用箩筐将她们挑至司令部。见到这两个小女孩，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和父亲般的怜爱，嘱咐官兵对她们悉心照顾，甚至按照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给她们配备奶粉、罐头、白糖和水果。
后来回忆说：“我看到送过来的孩子时，马上叫来看护人员，让她们好好照看孩子，命令部下从村子里找来妇女，给小一点的孩子喂奶。给大一点的孩子一个梨让她吃，可她怎么也不吃，用清水洗了之后再递给她时，吃得津津有味。较大一点的孩子总是用小手拽着我的裤子，无论走到哪里都紧跟着。我当时想过要不要我自己来扶养她们。”几经思虑后，还是决定将她们送还给日本人，以便得到更好的照顾。于是，他将这两个女孩拜托给一位可靠的农民，由其送至石家庄日军处，同时修书一封，请其一并转交日军。信中这样写道：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在这封书信中，既谴责了日军的暴行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同时又表明了八路军及中国人民“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即从未将日本人民视作寇仇，所要争取的是“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信中言辞情真意切，读来感人至深。
这封信的内容被摄影师沙飞拍下，连同照顾日本孤女的照片，一同成为这段传奇故事的见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自己的胸襟，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而那时，自己的女儿聂力却下落不明。直至抗战胜利，才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与女儿相见。
1980年，被救助的加藤美穗子带着家人来到北京，专程看望。“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段抗日将军救日本孤女的故事，从此成为中日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对日本孤女有爱，对脚下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战友更是爱得深沉。抗日战争时期，他临危受命，率3000余人建立晋察冀根据地，将其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有些老百姓只能以树叶充饥。为让百姓有“粮”吃，在军队内颁布“树叶训令”，命令全区所有部队，将村庄周围15公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1942年，在得知战友左权牺牲的消息后，他曾挥泪写下：“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我有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始终重视家风教育，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子女，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家风典范。
1986年4月14日，耄耋之年的就抓好干部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写信给总政治部主任。信中写道：
当前，各种不正之风是搞好家庭教育的严重障碍。有些父母不正之风就很严重，怎能教育好子女？又怎能教育子女克服不正之风？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这样代代相传，那不要多久，我们的民族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所以，为国家民族计，我们也一定要坚决反对不正之风，把子孙教育好，以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所谓问题，本来与普通子女一样，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少数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再加上社会上某些影响而变坏的。……我和记官网们一定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决不能留情。而且对那些为子女搞不正之风，甚至包庇纵容子女干坏事的干部，按其责任大小，该处分的就处分，该法办的就法办。非如此不足以平民愤，非如此不足以警千百，非如此不足以引起对家教的重视。……由此，给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家事，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计，岂能等闲视之。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做，即在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严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这封信中，强调了家风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对干部及其子女的管理，特别是要严肃处理那些为子女搞不正之风的干部，“非如此不足以警千百”。他还提出把“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作为干部考核内容，这对今天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生勤俭节约、廉洁自律，营造了良好的家风。20世纪80年代，故居的老房子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人民政府多次提出修复意见，但都没有同意。直到故居快要垮塌之时，他才同意修复，并多次嘱咐，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不可劳民伤财，造成不良影响。工程开始后，他又多次强调要节约，不能搞新的装饰。
对于家人也有着严格要求。1966年，国家给配备了专车，但他从不让家人使用，并告诫女儿聂力：汽车是国家配给的，只能用于公事。他还断然拒绝让妻子张瑞华担任自己办公室主任的提议，此后张瑞华一直在中组部工作至退休。在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外孙女聂菲也朴素得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上学期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
良好的家风，是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高尚的情操、优良的品格，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信中旧事，几许春秋；皓首苍颜，青史留名。1987年，88岁的曾欣然赋诗，追忆平型关大捷：
为国为民，纾忧解困；聂帅之风，山高水长。这首纪念平型关大捷的诗歌，实则是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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