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ag私书劄子是指于官场交际或私人交际中使用的劄子。大概南宋绍兴时期，劄子开始与启配合用于官场交际中，表达祝贺、道谢、干求之类的意思，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它的出现受到了公文劄子、启简双书等的影响。这种劄子后来在形式上不断翻新出奇，形成了叠幅劄子、提头劄子、画一劄子等样式。同样，大概也在绍兴时期，劄子开始用于私人交际中。它主要用于朋友之间往来，但也可以发给想要拉近关系的人。而且私人交际所用劄子既可以表达各种事实和情感，行文也非常灵活，与官场交际所用劄子明显不同。
现在有很多学者将官场交际文书归入公文，不过笔者根据司马光《书仪》的分类将之归入私书，以还原宋人的认知。这种交际礼仪文书在官场上必不可少，介于公私之间。以上两则材料基本勾勒了官场交际用劄子的发展历程。宣和年间，启文与手书开始并行。所谓手书，就是亲手写的书信。据《翰墨全书》卷三记载，手书的主要特点是前后的具礼，其常用格式如下：
因为手书的地位次于启文，所以被称为“小简”，文献中又称其为“内简”“简子”。而启又被称为“公启”“公牍”。《北梦琐言》所谓“别叠七幅为一封”指的就是小简，往往多幅一起使用，被统称为“叠幅小简”。《截江网》卷一记载：“旧制用五幅纸写一启事，又用七幅至十三幅纸写内简，内各封题，外合为一封，谓之双封，小官之事上位及通同官，例用之。”《翰墨全书》卷四记载：“旧贺谢干贽并用启事，谓之公椟。仍用简子叙事，每一纸一幅，自三幅以至九幅，谓之叠幅小简，其条目并如前式，但分开叙述而已。”《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七十八至八十二“内简换易”以十二幅叠幅小简为例，记载了各幅小简所用套语，从第一幅“伏惟起居”，列举至第十二幅“请委”。南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五十六至六十二辑录叠幅小简，以官职分类，高至上丞相小简，低至上知县小简。现存宋人别集中保留了小简的有很多，但同时保存分幅样式的却寥寥无几。如晁公遡《嵩山居士集》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三所载叠幅小简，不仅保留了分幅样式，还注明每段为第几幅。
综上，一来，小简配合启使用，主题相同，可广泛用于小官对上官和同官的贺谢、干贽等事。二来，小简自一幅至十三幅不等，通常多幅一起使用。至于小简的格式，《截江网》卷二记载了三幅小简的首末式：
《截江网》编于理宗时期，所载小简格式前后具礼，更接近手书，应即小简起初的格式。而《翰墨全书》所载格式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可能是出于简便的考虑省去了前后具礼。不过这两种格式条目基本相似，都是第一幅时令问候，第二幅颂德叙贺，第三幅问眷请委。将《翰墨全书》三幅简中提及的各条目分散到不同的纸上，就形成了不同幅数的小简。小简的主题内容与启相近，之所以要加上小简，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送启者想要更好地表达诚意，拉近关系。
在宋代，启无关大事，却在官场交际中必不可少，并要求骈四俪六，所以官员往往委托所在府州县学的教授代写。《能改斋漫录》记载：“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之类。”不过这条命令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五《教官掌笺奏》记载：“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诚意，一些官员在教授代作的启文之外又加上自己的手书，开“启简并行”之风。由于启的格式比较固定，而手书更为灵活自由，所以送启者加上小简以反复表达祝颂贺谢之意，以及启文不能表达的问眷、请委等意，以此拉进自己与收启者的关系。不过从上述《容斋四笔》的记载来看，小简也很快沦为常由教授代作的文书。
至于启和简的封缄，起初是启文与内简各为一封，后来因害怕丢失，人们就将已分别封好的启和简再用一张大封皮包裹，这种封缄样式被称为“双封”，启简也因此被统称为“双书”。所以，双封实际上有三张封皮。《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六十九载双封封皮式，分启事内封皮、大状小简内封皮、双封外封皮。
秦桧当国时期，也就是南宋绍兴年间，劄子兴起，取代小简而与启文并行。据《北梦琐言》，劄子的格式就是在小简的基础上前去“顿首”“再拜”，后加“右谨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截江网》卷一所载三幅劄子首末式，与《北梦琐言》所言相合，过录如下：
据《北梦琐言》，送平交则改为“右谨具呈”。从格式中可以看出，这种劄子受到以下几种文体的影响：其一，受到公文劄子的影响。劄子在公文领域用处广泛，影响力极大，以至于被移用到官场交际中。“右谨具申”“月日具位姓某劄子”等格式就来自公文劄子。其二，受到小简的影响。劄子作为小简的替代者出现，其内容与小简相差无几。从省略前后具礼来看，它主要承《翰墨全书》所载小简式而来，所以《翰墨全书》在“五幅简首末式”等下言“提头劄同”。其三，受到三幅启的影响。三幅启是唐末以来启文的常用样式：第一幅开头谈论时令，问候起居；第二幅以“不审迩辰”问候身体；第三幅言事。三幅劄子正好与其相符。
劄子与小简相去不远，人们弃小简而用劄子，主要是由于厌烦了小简的繁琐冗长。其实最初小简也只有一两幅，由于宋人以纸多表达敬意，这才发展为十余幅。在这种观念下，劄子也同样从最初只有两幅，到后来幅数越来越多，多幅劄子被统称为“叠幅劄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五所载叠幅劄子，幅数自三幅至于七幅。《嵩山居士集》卷三十四至四十四所载叠幅劄子甚至有多至十幅者。由于劄子的格式是每幅后都要具衔，所以后来的劄子变得比小简还要繁琐。
不仅人们苦于劄子的累赘繁冗，政府也有意遏止启劄双书大盛之风，以免徒耗时间、精力与纸张。史浩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任参知政事，昭告不受双书，自后遂成惯例，送给宰执的双书逐渐消失。庆元三年（1197）的叠楮之禁将劄子限定在了三幅以内，进一步加强了遏止的效果。《截江网》所载三幅劄子式应即庆元三年以后常用的劄子格式。
因叠幅劄子为人所厌烦，于是提头劄子兴起取而代之，继而两幅裹启式替代了双书式。《截江网》卷一于“两幅裹启全式”下记载：“此变双封启书之体，而为两幅新式……新制不用繁文，变为此体。虽事上位，禀劄止于一幅七段或用九段，启事亦只用一幅纸写，裹此禀劄而合为一封，谓之裹启。”《翰墨全书》卷四于“启事”下记载：“旧制……谓之双封……后士夫以其文繁，启劄各只用纸一幅，并吏楷小书为尊，惟干谢启用纸数幅连粘，亦吏楷，以字大为重。”并于“提头劄子首末式”后记载：“此叠幅简之变式，盖叠幅既繁，后只用纸一幅开写，每一段一提头，有五提头七提头至九提头，谓之提头劄子，条目铺叙一如叠幅。”
综上，启劄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除干谢启外，启由多幅纸变为一幅纸。其二，劄子样式由叠幅变为提头。所谓提头劄子，就是将原来分幅书写的内容改为在一幅纸上分段书写，实际内容并无变化。五提头至九提头都是常见形式。宋《翰苑新书》别集卷一至卷六载有大量五提头、七提头、九提头劄子实例。其三，除干谢启外，启劄皆以楷书书写，并由原来的大字变为密行小字，以减少用纸。其四，封缄方式由双封变为裹启，即用启文纸包裹劄子纸，之后再加上封皮。这张封皮被称为内封皮。如果是持启劄亲往面见，只用内封皮即可；如果是派人递送启劄，就需再加上一道外封皮。《截江网》卷一记载了内外封皮的样式。这种启劄各一幅的样式被称为两幅裹启式。作于淳熙、绍熙年间的《老学庵笔记》已记载此种样式，那么提头劄子至少在绍熙以前兴起。《翰墨全书》载提头劄子首末式，过录如下：
起初，人们用不断增加劄子幅数来表示对收信官员的尊敬。叠幅被淘汰后，人们又开始在形式上翻新出奇以表敬意，在提头劄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画一劄子、画一申禀劄子等多种样式，与提头劄子并行于世。画一之法其实早在宋初就广泛运用于奏状劄子等公文中，如赵普《上太宗请班师》、田锡《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画一就是分条分段叙述事项，并在每段前加“一”字，以使公文条理分明。画一与提头之法皆重分段，所以当提头劄子产生后，公文劄子中的画一之法就自然而然地被移用到官场交际所用劄子中。不过此时画一的目的在于表示敬意，因为画一劄子是比提头劄子更为郑重的一种样式。《翰墨全书》卷四载画一劄子“并同提头劄子式，但每段某字上加一一”，“此提头劄子之变式，于礼又重，或七或九，其式并同，谓之画一劄子，亦谓之件劄”。画一申禀劄子则是比画一劄子更为郑重的一种样式，其格式是在提头劄子的基础上每段前加“一申”二字。劄子通常首不具衔而尾具衔，但《截江网》却记载了首不具位和首也具位两种画一申禀劄子式，《翰墨全书》则只记载了首也具位一种样式。后书晚于前书，可见首尾均具位的画一申禀劄子因更显敬意而逐渐受到人们青睐。《翰墨全书》载画一申禀劄子为“画一劄子之尤重者……其式并同画一劄子，但前用具位姓名，乃门下事上之礼”。
此外，大概是为了节省空间，在七提头劄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并幅劄子。作为变式，并幅劄子各条目同于七提头劄子，只是内容连贯不分段。据《翰墨全书》卷四载，其“首末用劄子式，中用书式”。南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用公文纸印刷，其中有大量南宋初年的启劄实物，格式与前文所总结的相同，可作为实证。
除了用于公务、与启文共用于官场交际以外，劄子也可用于私人交际。这类劄子在内容方面，可以叙述事实、表达情感，非常灵活自由，其后的“艺术门”“饮馔门”等还收录了大量以馈赠和回谢等为主题的劄子。在对象方面，它可以发给关系比较亲近的人或者希望与之拉近关系的人，但主要用于朋友之间往来。南宋《颍川语小》卷下记载：“今友朋交书亦间用劄子。”《截江网》卷二载“劄子正式”与“劄子变式”，并记录了许多用于问候的劄子例文，问候对象包括见过的或未见过的朋友、官员、尊长、少俊等。
在格式方面，从《截江网》所载例文来看，用于私人交际的劄子沿袭了禀事公劄的格式，一般以某或本人名开头，正文后跟“右谨具申呈（或右谨具呈）”“月日具位姓某劄子”。另外，正式劄子会在正文中出现对收信人的称呼，变式劄子则将称呼和敬辞放在“右谨具申呈”之后，居于末尾。如果收信人是官员，称呼主要指对方的官职。《截江网》卷三“官俗称呼套”记载，“如在内朝官与在外监司守倅曾有朝职阁职者，并只呼其本职”。如果收信人官职低微或没有官职，也可借呼，即用比实际更大的官职称呼他们，比如高级文官子弟可借呼“龙图”，堂吏可借呼“尚书”。此外，士庶、小吏、僧道、妇女、亲友等也都各有称呼，比如称书商为“长史”，称兵士为“军使”，等等。敬称则包括用于官员的“台座”、用于平交的“侍史”、用于稍卑的“足下”等。但在实际使用中，用于私人交际的劄子正文行文其实非常灵活，并不拘于《截江网》所载程式，不必像启劄一样使用叠幅、提头、画一等法或铺叙各种繁冗的条目，也不必使用吏楷。现存实物如王十朋的《室铭帖》劄子只有一幅，正文径直言事，谈论天人之道，内容连续不分段，用行书书写，是典型的私书劄子。史浩《霜天劲凛劄子》用行楷书写，先以“伏以霜天劲凛”开头寒暄，再入事言谢，也是私书劄子中常见的行文方式。
吕书庆在《宋代劄子及其书信形制考叙》中认为，劄子作为私人书信最早见于绍兴九年（1139）赵鼎的《郡寄帖》。该文请求张浚帮助自己辞职，确属私书劄子，而从其末尾的“右谨具呈，伏候钧旨”还可以看出禀事劄的痕迹。私人交际劄子与官场交际劄子都出现于南宋绍兴时期，两者的产生都受到公文劄子的影响，也相互促进了彼此的流行。
此外，或许是觉得劄子用于私人交往过于庄重正式，南宋时还兴起了一种名为“代劄”的样式，同样可以广泛地用于私人交际。《截江网》在“艺术门”“珍异门”等门类中就记载了许多以馈赠为主题的代劄例文，也被笼统地称为简劄，其格式特点在于正文之后与劄子一样跟“右谨具呈”，但不用“月日具位姓某劄子”，而改用“某代劄拜覆（也可用‘申覆’‘申禀’等词）”或“某拜劄”，比较简便。“呈”后也可跟称呼，但往往不加敬辞。“某”前可加“即刻”或“移刻”等词而不用月日。《翰墨全书》卷三载“手笺代劄常式”和“变式”，言“凡代劄大略与小柬同，并不用缄封……如有机密事粘封，则依小柬封皮式”。可见，代劄往往是不封的。目前还没有发现代劄实物。
像劄子这样，一种文书由公文转变为兼作公文、私书的情况并不罕见。唐宋时期，启、状等都经历了由公文转变为私书的过程，这并非偶然。“在门阀士大夫居于领导阶层的时期，士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建立，更多依赖血缘、婚姻等方面的联系。”而唐代在门阀政治衰落的趋势下，诸如与其他士大夫构建关系、寻求有名望的人的提携、妥善处理与上级或同僚的关系等，这些士大夫之间的交际之事得到了更大的重视。频繁的官场应酬需要相应的文书载体，充当私书的启、状就应需而生。之所以不用原本的书信体式而要以公济私，主要是为了表敬意。《四六丛话》卷十四中说：“若乃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明慎之旨，侔书为有余，则启是也。”意思是在强调交际时，启这类由公文演变而来的私书样式更能表明敬慎之情。
如此看来，启、状等文书似乎更为繁盛了。在私书领域，唐五代时，状的用途与启相近。不过从一些文集的收录文章和编排情况来看，到了宋代，启完全打败了状。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卷八至卷四十九前半段为“启”，其中有“贺启”“谢启”“上启”“回启”“通启”五个类目，这五个类目下又有许多下级类目。而“状”位于“启”之后，只占卷四十九后半段，下则有“谢状”“远迎”“攀违”“辞”“先状”五个类目。从收录文章的数量和应用范围的广度来看，启远远超过状。有意思的是，状虽然在私书领域“节节败退”，却保留了奏状、申状等公文用法，而启反在宋代已往往不再用于公事。
总的来说，出于官场交际应酬的需要，一些公文样式比如启、状、劄子转变为兼作私书，有的还进一步流行于民间的一般私人交往中。这种繁盛的背后其实也潜伏着危机。一方面，某种文书由于用于官场应酬，人们对于该种文书的形式越来越看重，比如前述劄子在形式上的不断翻新，再如启的别纸样式、三幅启样式、双书样式以及四六启的大兴。另一方面，大盛的文风也使得该种文书繁冗不堪而内容空洞，引致许多人的厌烦和有识之士的批评。《书仪》中已有对三幅启的批评。《容斋随笔》卷十五在《蔡君谟帖语》中则批评道：“今风俗日以偷薄，士大夫……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称，无复差等。”“系衔”“僭紊官称”等描述正合于私书劄子。《翰墨全书》卷一批评劄子体式“提头、叠幅，不胜烦渎，后之用工翰墨者，宜变此体矣”。更重要的是，劄子并非不可替代。在公文领域，奏状、申状、牒、帖等与劄子用途相近；在官场交际领域，劄子只是依附启文而行，而启文本身就因冗滥而受到批评；在私人交际领域，手启、手书等较劄子更为简便。所以宋元以后，劄子就逐渐衰落了。到了明代，朱荃宰在《文通》中宣称：“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此说代表了明人的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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