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信封为牛皮纸质地，长20.5厘米，宽9.5厘米，保存完好。信封正面印有一粗线），信封左下角印有“镇江鼎昶钱庄信缄”字样，信封左上角盖有一枚“快信”蓝戳，属于典型的民国中式信封。信封从左至右用毛笔书写着三竖行字，分别是“上海民国路192号，何苟筵先生，张承伟”，应该说这是张承伟寄给上海的何苟筵的一封信，当时使用了鼎昶钱庄的定制封，不过张承伟是否跟鼎昶钱庄有关联，尚不得而知。
来看信封背面（图2）。这是一件民国比较少的“快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快递。一般而言，民国快信上会贴有用于快递邮件的专用邮票，也称快递邮票。其图案常是机车、飞机、时钟、飞禽、天马等，以表示迅速投递和分秒必争的意思。辛亥革命以后，中华邮政发行过多版快信邮票，图案多为飞雁造型，中国解放区邮政于1942年由淮南区也发行过“快邮”邮票。不过，这封信上贴的却是普通邮票，它是一枚红色孙中山头像的中华民国邮政“贰拾圆”面值票，且系“改作壹萬圆”的改值票（图3）。
信封背面还印有鼎昶钱庄的信息，“地址：镇江大鱼巷十六号”，“电话：三五三、八五六号，电报挂号六七二六”。信封下角还有一枚模糊的印戳（图4），经过仔细辨认，这是枚民国点线三格戳，第一行是“上海”字样，第二行只能看出“七月廿二”字样，第三行是英文，不过印戳年份没找到。同时，这封信背面原来还贴有邮政签条，可惜已被撕去，只能看到留存纸片上“附于挂号”的字样，边上还有几个不完整的印戳。
据查，“大鱼巷”就是后来的鱼巷。清《丹徒县志》记载，因是鱼市故名，巷内有一支巷，曾分称大、小鱼巷，于1957年统称鱼巷。
镇江在清道光年间已有兑换银钱的钱店，正式开埠通商以后，钱庄开始兴起。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晋源钱庄在风神庙巷开业至同治七年，镇江钱庄发展到27家，资本金各在白银5千至2万两之间，规模较大的钱庄吸收的存款常在6万至10万两左右，至19世纪70年代，镇江8家主要钱庄在苏杭等地设有分庄，其汇兑业务也由原来的联庄往来发展到总庄、分庄之间的通汇。到光绪九年（1883年），镇江大小钱庄增至60家。光绪十年，因受上海金嘉记丝栈倒账风潮影响，镇江钱庄大批倒闭，年底仅剩15家。不久，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带动了钱业的复苏，我市于光绪十七年成立钱业公所辅宜堂，至光绪三十二年我市钱庄又达32家，全业资本总额超出30万两白银。此后至宣统末年（1911年），镇江钱庄业趋于平淡，倒闭收歇10余家，尚余20余家。
严惠宇（1895-1968），名敦和，字惠宇，后以字行。他幼年读私塾，颖超敏捷，后到扬州钱庄学徒。满师后在镇江交通银行任职，旋转上海金城银行。严惠宇有志实业救国，他与冷遹、陆小波合作，在镇江创办“四益”农场，即均益蚕种制造场（在高资）、三益蚕种制造场（在桥头）、益民蚕种制造一场、二场（在四摆渡）。他还创办京江中学（现市一中）和筹建弘仁医院，在上海创办大东烟厂。后来，严惠宇在镇江又陆续创办了维生油厂、北固建筑公司、泰丰米厂、鼎昶钱庄等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严惠宇蛰居上海，不出任伪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收藏的大量文物捐赠给上海、南京和镇江博物馆。
晚清民国的钱庄，经常会在往来票据上盖有“财神章”，这是一种刻有财神形象的木印或牛角印，寓意吉祥和顺（图5）。考察镇江鼎昶钱庄的变迁史，可以看到时局对钱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辛亥革命以后，镇江钱庄业再次兴起。民国9年至19年（1920至1930年），多时又有30余家。资本金各在2至10万两白银不等，全业存放款总数高达二七宝银3000万两左右，汇兑业务亦较兴旺，仅民国9年起的五年中，镇江运往上海解付的汇差银元就近5000万元。这其中就有鼎昶钱庄的身影当时它的位置在日新街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镇埠的钱业大小不下百数十家，其中在公所内能通汇划之大同行，亦有三四十家，这说的就是钱庄。其资本由二三万至十数万不等，营业发达者，每年多至百余万，少亦三四十万。各家平时感情尚称融洽，但到营业时则各不相让。幸好各家有所专注，有注重于糖业交易者，有注重于木业交易者，更有注重存款或客帮者。因眼光互有不同，故盈亏亦各自不等。当时因为营业发达，各大同行每年多有盈余，多者五六万，少者三四千，较之镇地其余各业要好多了。
但好景不长，1931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严重的里下河一带，恰为和镇江商业往来密切地区。镇江钱庄对该地区的直接放款和其他各业的赊欠货物，总数在1000万两以上，一经呆滞，市面恐慌，银根奇紧。镇江钱庄业在此打击下，濒临崩溃的边缘，倒闭收歇的有14家。勉强复业上市的，仅晋源、晋生、祥业、同裕、正泰、元康、承裕七家，犹豫观望的有源祥、道生、胜记和鼎昶。此后两年间，钱庄有减无增，日趋衰落。至1934年政府宣布改两为元，1935年施行法币后，镇江钱庄业只剩下道生、鼎生、鼎昶三家，营业日趋不振。及至1937年镇江沦入敌手，三家钱庄原就处于若有若无之间，所受影响不大。
镇江沦陷后，钱庄业遗留人员为生活驱使，做点小商贩的划汇和小额放款，起初只有增记、钧记两家。后来沪宁火车恢复，江南江北的单帮兴起，日货大量倾销，钱庄业见有利可图，兴起日多，二三年间已达二十余家。后来形势越发对钱庄有利，镇埠钱庄一度达到五十余家，开镇江钱业史上新纪录，不过其中从业者良莠不齐。
1945年9月日寇投降，镇江的敌伪银行和五十余家钱业，全部闭歇。来镇接收后，市场上投机倒把之风复剧，钱庄纷纷设立，势如雨后春笋。虽然镇江商会有过不成文的规定：限制钱庄，不得超过十家，但改头换面者达三十余家。1946年，伪财政部颁布法令规定：登记钱庄对象以战前（1937年）有营业执照证明者为限，如此只有道生、鼎昶等三家。不过官员贪污相沿成习，法令等于一纸空文，从业者采用找门路、托关系、贿财物等手段，使得伪财政部开放“绿灯”，至1947年底，呈准之正规钱庄有道生、源余、晋源、元康、祥泰、嘉泰、鼎昶七家，而没有领到执业的仍有三十家，照样干他们逍遥法外的地下生意。
之后，伪社会部看到钱庄买卖兴隆眼热，遂颁布信用合作社组织章程，为钱庄从业人员大开方便之门，先后成立了多家信用合作社，与钱庄分庭抗礼。此外抗战前的公私银行也陆续复业，这样本埠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银行、钱庄、合作社、四种类型，他们寄生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高利贷剥削之中，这也是镇江钱庄业落幕前最后的疯狂。和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