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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沉迷的日剧可能都是他写的

时间:2024-08-31 03:41:00 作文范文 我要投稿

  2000年播出的《池袋西口公园》,定义了此后的“宫藤官电视剧”的血脉:大量埋梗、巧妙的时间轴、意想不到的伏线与回收、徘徊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充满妄想的插科打诨式喜剧。

  第107届日剧学院赏日前揭晓,《我家的故事》(俺の家の話)一共夺得八个奖项中的四项:除了分量最重的最佳作品奖,该剧男主角长濑智也、编剧宫藤官九郎以及三位导演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

  现代摔跤、传统能乐、人间国宝、老年人照护、儿童学习障碍……把这些元素融合到一部电视剧里,是不是很奇怪?但如果写这个故事的人是宫藤官九郎,就一点也不意外了。

  作为日本编剧界公认的妄想派代表,他最擅长把人们难以联想的各种事物串联到一起,于是,以上几个关键词,构成了他2021年的新剧——《我家的故事》。

  据宫藤官九郎本人所说,这些元素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脑洞中迸发的。

  源头是,和他常常合作的演员长濑智也偶然说起:“还从来没有演过父亲的角色呢!”宫藤官九郎决定满足长濑智也的心愿,写一个关于离家出走的长男时隔数十年回来继承家业的故事。

  因为宫藤官九郎想看长濑智也打拳击的样子,先让他成为职业摔跤手;又想着,既然要继承家业,最好来自门第高的家庭,能乐最合适——摔跤和能乐,虽然一个是新兴的西洋舶来事物,一个是历史悠久的日本传统艺术,但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手段。而且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需要戴着面罩、看不清脸的职业。

  这种奇怪的通感,听起来随随便便,却是宫藤官九郎的一贯做派——故事设定就此完成。

  《我家的故事》剧照,长濑智也扮演的男主角观山寿一出自一个能乐世家,他把能乐元素和职业摔跤结合,“超级机械世阿弥”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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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乐作为一项晦涩难懂的古典艺术,会不会有些劝退观众?一个“正经”的编剧难免会有顾虑,这种与“大众”相距甚远的文化,过去不会有人选择它作为电视剧主线。但这不是宫藤官九郎第一次挑战传统题材。早在2005年,他就和长濑智也合作过《虎与龙》,主线选择的是古典落语。

  《虎与龙》播出后,在年轻观众群体中流行起一股“落语风潮”。这种原本被归为“大叔趣味”的语言艺术,一下子降低了门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寄席(落语的演出场所)。在东京,有一家百年历史的新宿末广亭,据说有年轻女性客人前去打听“长濑智也和冈田准一什么时候出场”。这段子很久之后仍然被津津乐道。

  《虎与龙》剧照。长濑智也(右)扮演虎儿,冈田准一扮演龙二,该剧即由此得名。

  在《虎与龙》中扮演落语师徒的西田敏行和长濑智也,到了《我家的故事》中变成能乐世家的父子,而且西田敏行扮演的还是一个“人间国宝”(即日本政府认证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截至2021年2月,全日本仅有111名)。宫藤官九郎不打算从艺术启蒙的角度去讨论能乐,他选择了另一个平易近人的角度——围绕着老年人照护的家族故事。

  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步入老龄社会,至2019年,已有28.4%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趋势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60年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将达40%。虽然“老年人照护”议题在社会新闻中屡屡出现,却鲜有人将之作为电视剧主题,认为这样沉重的话题会拉低收视率。

  宫藤官九郎意识到,自己身边有很多不得不承担父母照护工作的人,自己的家庭也渐渐进入这个阶段,对于所有人来说,接下来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为什么电视剧不去谈论它呢?他决定,基于这个主题写一部让人又哭又笑的电视剧,一部“为了照顾父母,一边不得不放弃许多事,心中带着悲观,一边又感叹着‘别无他法’的喜剧”。

  在《我家的故事》中,长濑智也扮演的观山寿一作为长子,义无反顾地承担照顾父亲的责任。

  这个挑战很成功,《我家的故事》因此让日本观众产生共鸣。该剧制作人矶山晶总结道:“‘老年人照护’是一个沉重的题材,播出前难免有担心,觉得观众可能会逃避这个话题。但从最终收到的反馈来看,即便是那些现在还没有切身体验的人,也从剧中接收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面对同样的事情’的信息,变得更加积极面对了。

  也有人认为,在如今家族体系崩坏的日本,宫藤官九郎写出了一部理想的家庭剧。现实中已经很少有全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了,面临父母照护问题,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全靠Line之类的社交网络进行沟通,更加谈不上一起看电视剧——这是每个人都独自吃饭、独自看电视剧的时代。

  有趣的是,在人们赞扬《我家的故事》的社会意义的同时,宫藤官九郎的死忠剧迷却认为他们看到了一部“十分不宫藤官电视剧的剧”。理由如下:首先,它不是一部青春群像剧;其次,故事主线简单、进展缓慢,失去了以往那种如同乘坐过山车的起伏感;最关键的是,宫藤官九郎并未施展他超一流的“埋梗”手段,虽然结局不出所料来了个大反转,但像过去那样从每一集中考据小包袱的乐趣,显然在这部剧里不再存在。

  在此,有必要提及何为“宫藤官电视剧”。日剧界另一位作家型编剧野木亚纪子,自称进入电视剧界之前就是“宫藤官电视剧”的忠实观众。她二十几岁时受到来自《池袋西口公园》的冲击,认定“那部作品是日剧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受它的影响进入编剧行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模仿者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人成功”。

  2000年,《池袋西口公园》播出时,宫藤官九郎还不到30岁。这不是他的第一部编剧作品,却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也是他和长濑智也合作的第一部剧。这部青春群像剧改编自石田衣良的同名小说,描述了聚集在池袋的一群不良少年的故事。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将这部剧视为宫藤官九郎最好的作品,正是它定义了此后20年“宫藤官电视剧”的血脉:大量埋梗、巧妙的时间轴、意想不到的伏线与回收、徘徊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充满妄想的插科打诨式喜剧。2002年的《木更津猫眼》、2005年的《虎与龙》、2010年的《自恋刑警》、2011年的《还有第11人》、2014年的《对不起青春》等,都继承了这一血统。

  这般具有明显特色的“宫藤官电视剧”,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呢?不必等到2021年的《我家的故事》,2016年那部《宽松世代又如何》之中,其实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尽管那仍然是一部青春群像剧,却是宫藤官九郎从“妄想派”转向“取材派”的开端。

  日本政府2002年开始推行“宽松教育”,主旨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生存力”,手段是将教科书内容减少三成,大量削减上课时间,施行周休二日的五日学校制。这一制度后来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它直接导致日本年轻人学习能力低下,进入社会后无法融入激烈的竞争环境。

  宫藤官九郎选择这一背景,写了三个出生在1987年、被称为“宽松世代·第一代”的年轻人角色:一个烤鸡串连锁店的店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老师,还有一个没放弃考大学的“浪人”。

  照理说,生于1970年、时年46岁的宫藤官九郎是很难理解“宽松世代”的。他决定写这个群体的故事,起因是发生在片场的一个小插曲:在他导演某部电影时,负责准备小道具的副导演是一个“有点儿意思”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拿着一本手帐,在他身边徘徊了三天,才终于开口问道:“今天要拍的那个桥段,用这个可以吗?”

  那道具完全不符合要求,但事到临头才问,已经来不及更换了。宫藤官九郎问他为什么不早点问,对方答,看导演很忙,一直没找着合适的时机……“所以说是宽松世代啊!”其他工作人员训斥道。

  类似的事情重复数次之后,宫藤官九郎对他们产生了兴趣: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举止,因此会生气,会训斥他们。可是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所以说是宽松世代啊!”就能解释一切的事情。如何理解一个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群体?因此,他想写一个故事。

  如果说《池袋西口公园》时期的宫藤官九郎写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依靠想象力在创作中一决胜负,到了《宽松世代又如何》再写年轻人,他已经丧失了这种天然的优势。他想到的解决方案是进行大量取材和采访,也正是这种操作方式,让“宫藤官电视剧”悄悄转向“社会派”。

  除了从身边的年轻工作人员身上获得素材,宫藤官九郎还采访了50多位“宽松世代”。他对其中好几个感兴趣,就反复跟他们见面,和他们聊天。

  后来,有一位成为剧本中主角的原型:那是一个辞掉工作、回家继承酒藏的年轻人,宫藤官九郎亲眼见证了他从“很讨厌父母的经营方式,但我自己也是个半吊子”的旁观者的冷漠,到之后继承家业成了社长。“这位酒藏的二代目,后来拿来了由‘宽松世代’员工酿造的新酒,原来人是会这样发生变化的。”这件事令宫藤官九郎感触颇深。

  一个幸运的创作者,能够通过作品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宫藤官九郎因创作《宽松世代又如何》理解了新一代年轻人,他描写他们的职场困境、恋爱态度和复杂的家庭关系,不太有出息却依然在奋斗的生活状态,让在社会负面评价中长大的一代人产生了共鸣。时代从平成进入令和,宫藤官九郎还是那个最会写青春群像的编剧。

  《宽松世代又如何》截图。以团块世代为代表的上一代日本人,对宽松世代总是看不惯。

  《宽松世代又如何》播出后,宫藤官九郎在接受采访时谈过一次“危机感”,从中能看出他对创作的态度:

  “我因为写了这部剧,过去对年轻人那种无故恼怒的心情便消失了。尽管他们让我意外的举动还是有许多,但稍微有一点儿能懂了。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仅仅用‘因为是老年人’‘因为是年轻人’之类的判断来敬而远之,只做自己熟悉的事情,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没有未来的。新的一代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角,一味地非难他们,只会让自己的未来也变得狭隘。”

  从《池袋西口公园》到《宽松世代又如何》再到《我家的故事》,是宫藤官九郎用自己的题材理解世界的过程。其实,他也擅长写命题作文,把规规矩矩的样板戏写出宫藤官的风格,才是最令人称赞的。2013年,他凭NHK电视台的《海女》真正成为国民编剧,这是他第一次写晨间剧,被评价为“改变了日本晨间风景”。

  始于1961年的NHK晨间剧,又称“连续电视小说”,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8点播放,长度约150集,每集15分钟,持续半年。半个世纪以来,晨间剧一直是很多日本家庭一边吃早餐一边观看的存在,这决定了它应该是老少咸宜的作品。

  观众群多为年轻人的宫藤官九郎接下这部“不同于以往”的电视剧,是因为“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和家人一起看的晨间剧,到了今天感觉依然和以往没有变化,自己要如何没有违和感地融入,想挑战一次”。

  他真的写出了宫藤官风格的晨间剧:按照晨间剧的黄金定律,通常从女主角的幼少期开始描述,之后经历青春期成长、结婚生子,最后成为母亲,因此也被视为“女人的半生剧”。

  但宫藤官九郎的《海女》,写的是一个少女从16岁到20岁这短短四年的故事,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子,满满的青春物语。这是晨间剧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例子。而着眼于描写“女性偶像”这一职业群体,也被视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女性史”。同时,整个故事围绕“地域振兴”议题展开,也反映了日本这些年来的生活方式转变。

  拥有2000万观众的晨间剧,让宫藤官九郎从“小巧思”进化为“大物语”的创作者。《海女》的平均收视率达到20.6%,剧中女主角的口头禅“jeje”在那一年成为日本的年度流行语,人们甚至造出新词“海女丧失”,来表达电视剧完结后心中的空虚感。

  《海女》的成功,把宫藤官九郎推向了更高的地方。2019年,他成为NHK大河剧的编剧。同样有着超过半世纪历史的大河剧,每周日晚上8点播出,每集45分钟,贯穿一整年。可以说,能够创作大河剧,是日本编剧得到最高认可的标志。

  宫藤官九郎接到的命题是“东京奥运会”——总是拍古代剧的大河剧,时隔33年,再次将目光对准近代史。他从2014年年末开始准备,2016年还亲自前往里约奥运会参观学习,付出了创作普通电视剧时无法想象的摸索时间和精力,才写出了《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这个剧本。

  此次创作依然有所颠覆:大河剧通常以某个历史英雄为主线,带领观众用一整年时间来追溯其人的一生。宫藤官九郎则设定了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三个主角——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马拉松选手金栗四三,日本游泳联盟会长、积极为日本争取奥运主办权的新闻记者田畑政治,还有和体育毫无关系的“落语之神”古今亭志生。

  这还是一个“失败者们的故事”:金栗四三因为“一战”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田畑政治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引咎辞职,古今亭志生则在满洲过着走投无路的生活……从历史资料上来看,这应该是社会失败者们的败北史。

  这一次,宫藤官九郎似乎和这些失败者站在一起。这部剧平均收视率仅8.1%,创下大河剧的史上最低收视。

  它也是唯一一部收视率仅个位数的大河剧。人们事后分析道:大河剧的主要观众群体年龄超过50岁,宫藤官九郎利用他最得意的技巧,在剧中埋下过多伏线,又玩起了时间轴的把戏,让故事反复在明治和昭和两个时代切换,对这些观众来说,看起来十分费力,难以理解。

  但正如剧中的三个主角在后世得到了正面评价,从这部剧的口碑来看,宫藤官九郎似乎又算不上失败,该剧受到不少小说家、漫画家的追捧,前述的野木亚纪子就经常在推特上更新追剧感想,讨论剧情走向。NHK会长上田良一也表示:“(它)艺术评价极高,我自己也看得很高兴。”

  宫藤官九郎的死忠粉很喜欢这部剧。每个周日,随着剧集的播出,社交网络上会出现许多关于作品背景的讨论和考据。在他们看来,这部剧最大的魅力,在于“几乎溢出电视画面的情报洪水”——和以往轻松的小包袱不同,剧里埋下了大量和史实有关的信息,它们过于密集,观看时丝毫不能走神,需要全神贯注。

  所以,也有人说,这是一部不能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的电视剧,埋头于手机那几分钟里,故事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换,连登场人物都不知道是谁了。

  宫藤官电视剧的有趣之处,懂的人自然会懂。《韦驮天》收视惨败,却很难找到批判它的文章,没有人会说“这个故事一点也不有趣”。2020年,它拿到了表彰日本创作者的“伊丹十三奖”,获奖理由是“拓宽了大河剧的可能性”。

  《我家的故事》也未能翻盘,平均收视率只有10.0%,勉勉强强达到两位数。但宫藤官九郎的观众似乎有了共识:好收视和好故事之间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不能贡献爆款收视率的宫藤官九郎,永远可以写出不让人失望的故事。有人把这部新剧评价为“哭与笑的集大成者”,就像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的那样,“哭也是照护,笑也是照护”。

  这或许才是宫藤官电视剧的最大特点。无论妄想派还是社会派、晨间剧还是大河剧,泪点和笑点总是同时存在于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中。很久以前,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很好笑的场景,换个角度看起来就会很悲伤。反之亦然。如果用蔷薇和樱花来比喻,不是在故事中既有蔷薇也有樱花,而是一朵花从不同角度来看,时而是蔷薇,时而是樱花。“喜剧和悲剧同时存在,”他说,“我的剧本似乎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