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说到儿童剧或者儿童电影，创作者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情节要简单，结尾要温暖，中间最好能讲点道理，总之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呈现美好生活，尽可能少地触碰复杂人性，仿佛孩子们会一直是孩子们，永远也长不大。这是典型的拿孩子当宠物养的教条思维，三四十年前那些以儿童为主要受众的文艺作品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很遗憾，青年导演拉华加就陷入到这种创作思维定式里，于是拍出了《千里送鹤》这样一部看似温暖实则寡淡、孩子不明所以大人看不下去的、与同类题材高度同质化的国产文艺片。
电影讲述了生活在青海藏区的一对正在上小学的姐弟，在百无聊赖的假期生活里，偶遇一只雏鹤。当得知这只黑颈鹤是濒危物种，且主要栖息地位于云南后，小姐弟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漫长的送鹤之旅。注意，以上并不是影片概述，而是影片的全部内容。导演将镜头专注地对准藏区以及送鹤沿途的自然风光，除此之外无暇他顾。虽然“姐弟千里送鹤”和“父亲寻找姐弟”看似两条平行叙事线，但两条线在叙事策略上并无本质区别，并且很快相交。导演似乎毫无耐心在回归与寻找这样的主题上稍作停留，好像生怕“多余”的表达影响了观众对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的欣赏，以最为多快好省的方式快速把这趟旅程推向了终点。
影片的叙事方式呈现出高度平面化和符号化的倾向：几乎所有的人物关系设定都一丝不苟地遵循了刻板印象。比如孩子一定是淘气的，奶奶一定是慈祥的，父亲一定是严厉的，孩子对父亲一定是畏惧的，奶奶对孩子一定是管不了的，等等不一而足。不客气地说，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物，而只是导演信手拈来的符号。在片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席的，而缺席人物往往能给在场人物制造出更具张力的影响。可惜导演选择了一笔带过，以至于在影片后半段，经历了审美疲劳之后的观众和这对小姐弟一样，完全忘了母亲这回事儿，一心只想让黑颈鹤快点到家。小卖店店主大概是全片唯一有些新意的设定。在处理这个“智者”形象时，导演没有选用老人，而是让一个青年学生承担了这一使命。他的生命经验无疑与姐弟俩更为贴近，本应在姐弟俩的成长进程中施以更为重要的影响。然而，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年轻店主在片中的作用和百度搜索没什么区别：除了在两个孩子遇到困惑时提供一些照本宣科的答案，再无其他有效行动。
如今的大银幕上，少数民族题材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算得上比比皆是。大家一门心思放在强调少数民族生活的特殊样貌上，但久而久之这种特殊样貌必然形成另一种呆板描述，从而显得一点也不特殊。蓝天白云转经筒，雪山草地牦牛群，这种关于藏区的描述无疑是流于表面的。这些关于少数民族或者乡村生活的描述不是不够真实，而是没有意义。如何穿透这层坚硬的老茧，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生活表达，才是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者应该思考的课题。英年早逝的万玛才旦导演是关于这一课题当之无愧的践行者，可惜作为该片监制的他，没有机会在这部作品里延续自己倾注于藏区生活的思考和情感。
影片对于公路电影模式的搭建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困境的缺席导致了主人公整个成长过程的面目模糊。且不说这一对小姐弟在人物形象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出有效区分，除了跟爸爸情感疏离、时间没处打发之外，我们再没看到复杂生活对他们造成任何的现实影响。如此单薄的前提设定，必然无法支撑起千里送鹤的公路叙事骨架。尽管叙事干净、基调温暖，但整部电影就像用一笔漂亮字抄了一句废话，又像是在一个羊皮本子上写了一篇小学生作文，扎扎实实地雕琢出了一种精致的无聊。我坚信，这种无聊绝不仅仅针对成年观众。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影片结尾最后一个场景，小男孩忽然从床上醒来，旁边睡着爸爸和姐姐，而天还黑着，似乎是在暗示前面所有的叙述只是一场梦。这无疑犯了电影叙事的大忌，是自作聪明的狗尾续貂，也是对观众极大的不负责任。
透过该片，我们看到国产文艺电影似乎正在进一步割裂着电影节与市场的关系。电影节与市场对于一部作品的认识和判断，固然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但这种认知差异应该是相互成全而不该是非此即彼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艺电影由于过分沉溺于自说自话而连发行方都找不到；另一方面，将目标对准市场的类型片却迟迟无法获得节展奖项的肯定。我注意到，在《千里送鹤》这样一部作者味浓郁的电影里，居然有三位编剧同时署名——这在以往的文艺片中是十分罕见的。我猜想，导演和制片人的实名闯入，大概是希冀为电影注入一些呼应市场的元素。然而这一努力非但没能让剧本更加饱满，反而流露出一种企图面面俱到的焦虑。
《千里送鹤》在院线“一周游”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而如何让节展中的文艺电影持续、健康地走入市场，仍然任重道远。（任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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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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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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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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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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