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app官网脑袋仿佛被灌了浆糊，书上的字每一个都认识，连在一起却怎么也记不进脑子里。于是，拼命学习，换来的只是时间的流逝。
一年多来，张明就在这样的反复中崩溃。终于在一天晚上，当锋利的刀尖划过，当血液从胳膊上流出，张明觉得没有疼痛，只有释放的快乐。新世界的大门仿佛被打开，一年多来，他不断划开自己的胳膊，每一道划痕都结成了伤疤。而胳膊上那用伤疤凝结的“学习”二字刺痛了父母的双眼。
“怎么会抑郁？”在父母心中，孩子的“抑郁”和“矫情”一直都是约等号。直到发现张明的自残行为，他们才意识到，孩子是真的生病了。
其实在我国，像张明这样罹患抑郁症的青少年并不少见。今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这也就意味着，每4个孩子就有1个有抑郁情绪。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也成了困扰很多家庭的痛点。“没想到孩子变成了这样，动不动就发火，根本不搭理我们，实在受不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抑郁了呢？”……在很多精神卫生中心和心理咨询室，这样的场景正在增多，其背后都指向了家长认识较少、又不太敢正视的抑郁症。
好在，11月9日，教育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目前，全国青少年抑郁症情况如何？济南市中小学青少年心理教育是如何开展的？就以上问题，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发现儿子胳膊的异常，还是在多半年前。“无意识碰了他胳膊，他往后躲闪。”感觉情况不太对，张明的母亲撸起了孩子的袖子，两个布满疤痕的“学习”二字映入眼帘。
对于独生子，张明母亲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从小到大也一直按照母亲的规划前行：上什么学、做什么运动、交什么朋友……在所有人眼中，张明就是“来报恩”的孩子，他乖巧听话，学习成绩优秀，一直是父母的骄傲。
可是，步入高中的张明成绩明显下降。“我觉得我当不了这个学习委员了，”第一次和父母的“顶撞”来自高一下学期，入校时成绩名列前茅的他，名次却在一次次考试中滑落，他总觉得同学们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成绩根本配不上这个学习委员？”心里的这个声音挥之不去，高一下学期，张明向父母提出自己想辞去学习委员一职。
自小听话的张明没有敢和母亲反抗的态度，继续着日复一日地当着班级的学习委员。但越想提高成绩，张明就越是发现自己似乎连听课都成了问题。
脑袋仿佛被灌了浆糊，书上的字每一个都认识，连在一起却怎么也记不进脑子里。明明在小学和初中，大家都觉得他非常聪明，怎么就连听课都听不进去了？张明不敢把这种情况告诉任何人，只能自己拼命学习，晚上的睡觉时间也从23:30拖到了凌晨1:30，有时甚至能到2点。
俗话说“时间是最好的答案”，这话放在张明身上并不奏效。每天延长的学习时间仿佛是为了延长而延长，张明的学习成绩依然在下滑。“我知道这样不行，但越是拼命想学进去，就越是学不进去。”张明说，他尝试了大声背诵、站起来看书等多种方式，却没什么效果。
他觉得自己可能抑郁了，在与父母交流中，张明提出想去看心理医生。却被父母当成“矫情”。
一天晚上，张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用刀子划一划自己是什么感受呢？
当锋利的刀尖划过，当血液从胳膊上流出，不是疼痛的感觉，反而有种释放的快乐。
发现了孩子心理问题的父母，最终带孩子走进了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程小菁的门诊。
当泛着红肿的“学习”二字映入眼帘，程小菁也不免吸了口凉气，“这俩字的每个笔画上都有很多道划痕，可见孩子的压力有多么大，他多么想提高成绩。”由于情况比较严重，张明住院进行了药物、心理辅导等治疗，同时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治疗师也一起参与，对张明的家庭进行综合性辅导。
“我们察觉到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一些负性的经历，我们就会一起对这个家庭做一些综合性工作。”程医生说，近期她的门诊患者有将近70%都是抑郁症或抑郁情绪的青少年，对于情况较为严重的孩子往往建议他们住院治疗。其中，大部分抑郁症的青少年效果都很不错，“因为我们除了给孩子使用药物外，还有心理治疗师对孩子本人及其父母等整个家庭进行辅助指导。”
在程医生看来，如果仅仅是用药物帮助孩子摆脱抑郁发病急性期，而不改变他生活的环境，最终治疗效果也无法巩固。因而，她特别呼吁，要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帮助孩子完善性格，发展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今后孩子在经历一些环境变故或不顺心如意之事时，才能有能力应对，而不是一遇到这种事情就发展成抑郁症了。”
程小菁医生表示，一个抑郁的孩子与遗传因素、个人性格、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都有着密切联系。内向敏感、有过创伤经历或家庭环境不良的孩子，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更高。如张明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过于紧张，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过高期望。因而，孩子也承受了过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出现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数量呈明显增长，尤其是初高中生。而且起病年龄也有降低的趋势，比如现在有些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因为情绪问题来就诊。”
所以，这就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关注并帮助到孩子的成长。“我们医院也特别和教育部门联合，专家进校园为孩子们和家长们进行心理健康的科普，同时和学校合作开通绿色通道，为亟需就诊的青少年尽快就医。”
在曾经的抑郁症患者庄超看来，程小菁医生所言非虚：抑郁症都需要自己走出来，药物和心理治疗只是辅助，而且“家庭同治”非常必要。
说起来，庄超和和抑郁症“斗争”了20多年，从6岁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最严重的还是高三时期，学业压力让他几乎喘不上气来，“那时抑郁症大暴发，几乎彻夜失眠，常常不自觉地发抖、低烧，最后只能靠打点滴维持。”庄超回忆道，好不容易坚持完高考，从小到大都是学霸的庄超，虽受抑郁症折磨，仍然考上了山东大学。大学里宽松的环境并没有让庄超的抑郁症减轻，刚军训完，他就试图自杀，最后不得不办理了休学手续。
“现在想想，很感谢山大的老师们和家人对我的宽容和帮助。”庄超说，他那时在家躺了整整一年，连吃饭都不能下床。他认为当时自己已经处于“半木僵”状态，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作为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虽然无法理解庄超的感受，但依然用爱接纳了这样的他。
一年过去后，庄超再次入学，抑郁症带来的痛苦感几乎如影随形，庄超多次站到楼顶，想纵身跳下后让自己解脱，还攒过安眠药，“写了很多次遗书”。所幸的是，每次都被及时发现，“那时候父亲只要找不到我就马上报警，同学和老师都对我特别宽容，愿意给我一切所能的帮助。”
大三那年，庄超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阳光工程心理自助论坛，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从此以后，庄超在论坛上积极发言交流，逐渐成长为论坛管理员和组织者，除了线上交流，也开始组织线下聚会活动。“说是互助，其实刚开始就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大家互相鼓励。”
借助这样的互助组织，庄超曾数次救下试图自杀的“郁友”。后来，他去了北京发展，也许是新的环境确实让庄超更加放松，也许是遇到了理解他的爱人，也许是跑马拉松让他得到了释放……
也许，也许是无数个瞬间的偶然，让他战胜抑郁症成为必然。庄超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11日，吃完了手里的最后一片抗抑郁药，就从此告别了药物治疗。
后来，他在北京做了很多抑郁症相关的公益组织。如今，他从事中医整体诊疗抑郁症工作。“我把抑郁症的治疗叫作‘心灵环保’，国家出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的政策，说明了青少年抑郁症的严重性，也说明国家开始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了，该政策的出台非常及时。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抑郁症根本不了解，所以不论是别人还是自己总觉得是患这个疾病是异类。”庄超说，他始终认为抑郁症其实也是给了他一个重新修正的机会，让他重新认识生活，让他重新改变生命，也让他懂得了“爱”。
“国家看到了青少年面临的心理问题并且重视问题是好事，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共青团山东省委特聘心理督导专家、抗挫力培育创研中心心理专家泰祺认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只是开始，未来怎样推行、怎样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议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处理。
从事心理咨询机构化运营的7年间，泰祺接触的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占到了总体来访者的1/3，其中，抑郁症青少年不到10%。
“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都有过抑郁情绪，比如遇到压力、挫折等，会出现情绪低迷等感觉，这些通过自身积极调整就会慢慢好起来。但如果这种低迷等情绪持续时间较长、很难自行缓解，或者随着时间变化而加重，且出现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等异常情况超过两周就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这可能就发展为抑郁症。”泰祺介绍，在他接触的来访青少年中，出现抑郁的初高中生占多数，一则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青春期这一敏感时期，同时这个时期学业压力较大。比如他曾经接待的一名高中生菲菲，原本菲菲学习成绩不错，但高中去到了一所住宿学校，因为觉得不适应住宿的方式和在当地没有朋友，菲菲总觉得融入不进高中的生活。一开始，菲菲都是自己偷偷哭泣，假装自己很好。但压力越来越大，学习也越来越不在状态，主动提出要进行心理咨询。
泰祺认为，情绪其实是可以调解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晒太阳做运动，呼吁学校留给孩子们运动的时间。“尤其是初高中生，学习压力较大，产生了负面情绪很难排解，平时除了功课就是手机，所以很多孩子只能把刷手机当成情绪的一种疏导，这在家长看来就成了‘都是手机的错’。”泰祺指出，错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们没有合理疏导的出口。如果能让孩子们多多运动、晒晒太阳，他们就会感觉到负面情绪如泄洪一般流出体外，“很多人要转变成‘正是因为我情绪压力大，所以就要赶紧运动放松’的心态。”
今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重度抑郁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
其中，女生有抑郁倾向的比例为18.9%，高出男生3.1个百分点，重度抑郁的比例为9%，高出男生3.2个百分点。非独生子女青少年有抑郁倾向的比例为17.3%，与独生子女相当，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7%，高出独生子女1.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3成，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6%-8.6%。 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
其实，作为教育大省的山东省，一直关注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早在2020年6月，济南市教育局重新组建济南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内建团队，外聘专家，开通24小时心理关爱热线，电话的另一端，永远有人可以倾听你的心里话。”成了济南市中小学生心中一直记得的一句线小时学生心理关爱热线天里，共接听有效热线分钟，上报并化解重大心理危机16起。
在这些来电中，家长作为来电人的比例高达59.32%，学生自己致电的比例为37.34%，教师致电比例1.66%。其中，初二学生反映问题的占比最高，将近14%，其次是初一、高一、初三、高二、高三等年级。
据介绍，在所有来电问题中，反映最多的是学业压力与厌学、辍学，其次是亲子关系，手机等电子产品依赖紧随其后。
具体到济南市的中小学来说，获评全国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的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是当时济南上榜的唯一一所中小学，也是在济南市中小学中率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和风小屋）的学校，该心理咨询室成立于1998年，后发展成为心理咨询中心。
“学校一直秉承‘做最好的自己’校训，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生人格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山东师大心理学院学科优势，积极构建五级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培养学生阳光心态，健康快乐生活。”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育处主任孙丽娜介绍，该校构建了学校、年级、班级、学生、家长“五位一体”的五级工作体制，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时，构建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教育与指导、辅导与自助四结合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学校将心理健康列入课程计划，实行全科渗透。2002年开始，学校在部分年级尝试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2008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正式列入学校课程表。”孙丽娜说，课时安排为2周一节，由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执教。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012年与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合作，举办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学校现有二级心理咨询师6名，三级心理咨询师45名。
通过系统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实践体系，山师附小探索出一套激励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以及问题解决的有效方法，获评首批全国心理健康特色学校，荣获山东省心理健康特色学校、山东省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济南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佳心理辅导站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