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1907.12.30-1951.12.30），中国的优秀党员，新闻出版家，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省阳城县固隆乡东四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6年秋加入中国。1937年初，在长治由戎子和介绍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7月，调入长治行政第五专署，创刊《黄河日报》（路东版）并任主编，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42年7月，调入中央北方局政策研究室，兼任《华北文化》总编辑。1943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与华北《新华日报》分设，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1945年6月，创办通俗性综合杂志《新大众》，任社长。1946年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任命为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1946年6月文联大型综合性月刊《北方杂志》创刊，任编委。1948年3月印刷出版了晋冀鲁豫版《选集》。1949年2月3日随同志第一批进京，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处处长，负责接管北平的报社和出版部门。3月15日，《新大众报》迁入北平，改名《大众日报》出版，任大众日报社社长。7月15日创办《工人日报》。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12月30日逝世。
1949年1月31日，硝烟还未散尽的平津大地，红日冉冉升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王春随中国人民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第一批进京，出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处处长。
3月23日，中国革命的统帅部从西柏坡动身，离开了建军22年来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这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就在出发这一天的上午，临上车前，在与周恩来谈话中坚定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话所包含的历史内涵重逾千钧，这是一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行将到来的辉煌胜利所预作的心理准备，也是当胜利之师即将跨进历史凯旋门时发出的警世箴言。
硝烟中，从太行山走出来的新闻出版家王春，带着历史赋予的使命“进京赶考”，在他生命历程最后三年中，用手中的笔饱蘸着全身的热血，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自己的信仰与寄托。
1949年3月初，《新大众报》全班人马坐马车从河北平山出发到高碑店坐火车进京。当提前进京忙于接管任务的社长王春在北平西总布胡同30号门前见到刚进京的同事们时，大家面前站立着的王春满面春风，意气风发，可身子骨却又瘦了不止一圈。
进京后，《新大众报》更名为《大众日报》。放下行李，没等收拾安顿停妥就要出报。尽管社长王春、总编辑冯诗云及主要负责人赵树理、章容、曲跻武、苗培时、彭庆昭等，都是原太行山《新大众报》的原班人马，但王春给大家讲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认识、理解和执行“变”与“不变”。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事在变，报纸服务的对象在变，思想观念更要变，唯一不能变的是“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原来《新大众报》是一个区域性的小型农民报，三日刊，北平《大众日报》则是面对全国工人群众的日报。虽然在进京前后吸收了一批大学生和知识青年，加上接收新生报社时留用的一些人员，满打满算也不过50来人。人力不足可用加班加点弥补，设备短缺、财力不足却给王春和他的同事们增加了不少难处。虽然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决定，通过军管会将《新生报》全部财产拨付大众日报社使用，但围城之前新生报社社长李诚毅已将该报的印刷设备、纸张等资产运往香港或分散倒卖。到接管时，除了两座平房院落、几台平板印刷机、勉强可以出报的铜模、字架外，剩下的大多是些破烂东西。报社的经费奇缺到只够买刊印一天报纸的钱。每天都得等卖完当天的报纸后，把钱收起来才能去买第二天的印报用纸。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王春的带领下，北平《大众日报》还是与《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并列，成为北平当时的三大报之一，并且和《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同时，在1949年3月15日出版。
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的方针，从《大众日报》的发刊词来看，为工人群众办报的思想是明确的，要起“两个工具一个讲台”的作用。这就是“帮助工人及一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政治与国家建设的工具，学习革命知识与文化的工具。同时它又是工人及一切劳动人民发表意见的一个讲台。”为了把发刊词里提出的“两个工具、一个讲台”落到实处，虽然身体不好，王春还是经常亲自或带着记者到基层作调查，北平、天津、唐山的不少厂矿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迹。进京初期，他在和疾病搏斗中，坚持不分昼夜地工作，胃病的折磨使他在战争年代没得吃，和平时期又吃不下，任凭饥饿啃噬他的生命。他只能以孜孜不倦的工作抵御身体上难耐的痛苦，每天都要把报纸的清样从头到尾、从要闻到副刊乃至广告，一字不漏地读过一遍、两遍甚至更多，一旦发现问题，无论文章内容、遣词造句、版面编排，甚至是标点符号，都要慎重修改。报纸办好了，受到工人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他高兴；报纸办得不好，或者出了纰漏，他就很难过、很内疚，认为这是没有完成好任务，很失职。
北平《大众日报》出版发行四个月中，在王春的带领下，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把新生报社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了，到1949年7月，不仅能够排报，还能排书。其次是在天津、唐山等处成立了办事处，并在华北和东北的某些地区发展了通讯员组织，和工人群众有了一定的联系。再次，经过四个月的锻炼，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机构已逐步健全，改变了初期的忙乱现象。《大众日报》的后期还增加了几个副刊。在支援开滦矿工针对资方的斗争中，在宣传北平开展制造100辆电车的运动中，报纸有了一定影响，也迎来了《工人日报》的诞生。
1949年7月15日，《工人日报》在北平诞生。这是经主席同意并亲题报头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张全国性日报，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领导下取得全国政权伟大胜利的一种标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王春荣任第一任社长。
文运与国运相牵，国脉与文脉相连。接过这副沉甸甸的担子，王春感受到的除了光荣、自豪，更多的是压力。
1940年，为纪念“二七”罢工17周年，张浩主持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创刊号在延安问世。特地为该刊写了发刊词，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为了发扬革命传统，继承延安精神，《工人日报》发刊词里引用了这两段话。王春把这两段话当作办好《工人日报》的宗旨与追求，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践行。他身体力行，经常拖着瘦弱的身躯，入厂房进车间走街串巷调查研究。有时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思考着工作的进展和任务的完成。
现实中，一开始几个带根本性的矛盾就摆在面前：全国性与地方性；工人报与一般报；读者对象中工人群众与工会干部，等等。再加上在首都北京办报，中央和国际的重大新闻不能不登，登多了，就不能突出工会专业报纸的特点，如果对所有新闻都去改写，要求通俗化，像原来《新大众报》那样，可现在是全国性的日报，时间紧迫，根本不可能。
上有领袖的期盼，下有矛盾重重。压力之下，王春知道只有奋斗才是出路。拖着十分孱弱的身体，他刻苦努力地学，脚踏实地地干，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激情。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推卸责任，隐讳自己的短处。有一段时间，报社的主要负责人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围着报纸连轴转，全总的许多会议参加不了，时不时地发生一些报社和领导机关脱节的情况。全总领导对《工人日报》的状况不太满意，报社对全总领导也有一些怨气，感到全总领导虽然对报纸积极支持，但是原则要求多，具体帮助少。这些问题引起了全总领导对工人日报的关注和重视。全总主席办公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接二连三地于1950年2月8日、2月9日、2月16日、2月25日讨论《工人日报》的问题。会上会下，王春在与领导和群众的交流中，总能坦陈自己的思想观点乃至缺点和错误，并迅速纠正，同时他也每每为报纸仗义执言，有时甚至言辞相当激烈，但却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无私的精神底蕴，看到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争取继续前进的执着情怀。著名作家老舍就曾在悼念王春的文章中写道：“他有光明磊落的态度，知道的必说出来，说错了不怕批评。”
王春和报社的同事们相处在一起，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一般的世道人情，而是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由于王春在他们中间年岁较大，又是领导，大家都把他当成老大哥和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愿意和他商量和讨论，请他给予指导和分析。他也和大家一样，总会把心里的事情向大家说道说道，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谦谦君子。有时他也会和大家产生意见分歧，争辩起来，甚至弄得脸红脖子粗，相互不愉快地走开。但是过不了多久，在王春的宽广胸襟感召下，大家又会自然而然高高兴兴地凑到一起来畅谈，各自审视和检讨自己因为疏忽或偏颇而留下的错误和遗憾，把意见达成一致。对于报社的年轻人和基层通讯员来说，王春那和蔼可亲的面孔，诚恳忠实的言谈总是像多年未见的兄长和老师一样吸引着大家。每当年轻人在工作和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向他请教，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如何掌握思想，如何选择材料，如何表现主题，如何写才能使人感动，才能有教育意义……一点一滴地把他的写作经验介绍给大家，并鼓励年轻人越多写越好，不要急于发表，也不要怕退稿，应当多多参阅别人的作品，丰富自己的生活和语言，日久天长自然会有进步。他那些简明扼要而又恳切的言辞，总能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从1949年2月进京到北平《大众日报》初创；从北平《大众日报》到7月15日《工人日报》创刊；从创刊到1951年元旦扩大为对开4版——整整两年时间，王春呕心沥血、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孕育了《工人日报》的诞生，见证了《工人日报》的成长。历史表明，王春无愧于中国工人阶级这第一张日报的缔造者之一。
40年后，王春的老战友，时任《工人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冯诗云曾在报纸《创刊前后》一文中深情地说：“万事开头难，《工人日报》一直延续出版到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在《工人日报》待过的人……不能不怀念《工人日报》最早的负责人王春同志。”《工人日报和记ag》第二任社长陈用文也曾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回忆》一文中深切怀念王春、赵树理、颜天明、章容等和他一起为《工人日报》付出了心血和生命的老同志，他说：“我觉得这些曾经与我们共过艰苦共过欢乐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应该永远载入《工人日报》的史册。”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人日报》的老人们之所以40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王春，正是因为王春那病弱之躯在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一直在负重前行，其所迸发出来的激情一直在发光发热。
在王春出任《工人日报》社长近两年时间里，他不仅全身心地倾注于《工人日报》，而且兼任了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执行委员、北京市文联筹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新大众出版社负责人、《说说唱唱》编委、全国总工会编辑出版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农用阴阳合历全书顾问等十多个社会职务。他把每一个兼职都当主职做，当实职干。王春的战友，时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王亚平曾在《王春悼歌》中写道：
把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这一年公开报道中王春的一些足迹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春的劳累与勤奋——
1949年5月8日，新华社北平电：平津两地新闻工作者在北平集会，就编辑、采访、经理等新闻业务，及如何加强各报纸之间、报社与通讯社之间的互相合作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和经验。会上决定此后每月召开“平津新闻工作会议”一次。王春参加了这次会议和此后每月召开的“平津新闻工作会议”。
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前门箭楼成立，王春被选为执行委员。
1949年底，为了配合毛主席访苏，巩固中苏两国邦交，发展中苏人民友谊，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王春撰写了《中苏关系史说本》，在《工人日报》连载，后收入1950年3月20日出版的《说说唱唱》第三期。
1950年春节，王春任顾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农用阴阳合历全书》出版发行，发行量达120万册，很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1950年5月28日至5月31日，王春参与筹办并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同时王春还写下不少文艺评论及时事评论，《评“新曲艺众书”》等多篇文章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语文四病》等手稿仍幸存于世。
如此密集的劳累就是铁打的身板都难以承受，可是王春承受了，而且是以一个多种疾病集于一身的病体承受了。
1950年12月21日，王春卸任工人日报社社长一职，转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尽管病魔缠身，这个瘦削、冷静的人，对工作却依然无比热情，执行上级交代的任务又无比坚决，党叫干什么就很认真地去干，并要干好，干出成绩来。
出版社的工作对王春来说熟门熟路，早在太行山上出任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时，他就主持出版过、、周恩来等领袖的政治理论著作，赵树理、范文澜、陈荒煤、于黑丁、阮章竞、章容、苗培时等作家的通俗文艺作品，还有许多普及政治理论知识、文化教育知识、生活生产知识的读物。他还主编了中央选集编委会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三种选集中按年代顺序编辑、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装帧最美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选集》。在工人出版社创办初期，他继承了根据地搞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特别推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遗余力地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一直努力献身于文化大众化的实践。他为太行山上的文化大众化、通俗化倾注了心血，也把这些通俗化、大众化的传统、作用、经验直接带到《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并有了更新更大的发展和创造。
王春编的书、写的书、出版发行的书，无一不是为了应时代之要，为百姓之需。《美国侵华史话》及它的改编本《仇人美帝》就是一个典型实例。1950年6月25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大规模登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由此展开。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激发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志气、决心和信心，王春撰写了《美国侵华史话》。王春对美国侵华史实的探讨表现出深厚的历史和理论功底，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倒行逆施的归纳展现出严谨的治学作风，对美国乃至世界大势的分析体现出宽广的国际视野。王春笔下的美国侵华史，文笔犀利，句句中的，吸引着我们回到具体细微的历史生活情景里，去理解现实生活从何而来。他立足全球和历史的视野，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并且适时地跳出自我的圈子，冷静地旁观，导出新的认识和思考。书中王春改变了讲历史的陈旧语俗，既没有“正说”历史的因乏味而难懂，又没有“戏说”历史的因趣味而失实，不乏专业性极强的精当论述，而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语言的生动和内容的精深。全书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处大段引文，全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大白话，读起来一马平川，娓娓道来，余音绕梁。为了顺应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启发少年儿童对美国侵略者的认识，王春将《美国侵华史话》改编成中小学生读本《仇人美帝》出版发行。同样的主题，两种版本，两个书名，为了大读者和小读者的差异，王春在书中运用了不同的文法与技巧，以淳朴的文字把两本书都写得淋漓尽致，读之快意酣畅。
现将两本书的开头照录如下，以证其实。《美国侵华史话》开头写道：“美国，在世界的那边，咱过白天，它过黑夜。脚板对脚板，中间隔着两万四千里厚的大地球……咱对它挨不着，挂不上，他却隔着几万里要来侵略我们。”
《仇人美帝》开头写的是：“伯伯叔叔当志愿军去了，到朝鲜打美国强盗，因为美国强盗正在朝鲜杀人放火。哥哥姐姐参加军事学校去了，学会驾飞机，学会开军舰，好解放咱们的台湾，因为台湾正被美国强盗占着。
“咱们的日子是安静的，美国强盗偏要来破坏咱们，咱的领土是完整的，美国强盗偏要割咱们的一块。强盗这样狠，不打怎么能行？因此，咱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看看，听听，这话写得多么生动、精彩，字字句句“明确、尖锐、流畅、简练、通俗”，识字的看得懂，不识字的听得懂，看了听了谁都会受感动、有行动。这就是王春“以笔为枪，以纸为阵”的魅力。
王春“生为百姓仆，逝亦大众魂”。最能体现他一生为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是，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还着手编大众字典。对此，他的同学和挚友赵树理在悼文中有一段生动而又深情的描述：“大众文艺，只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他全面关心的是大众文化，这方面我也举个例：前几个月，他着手编大众字典，往往面对着一个字坐一夜，好像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参禅悟道，有时候则乱打电话找人问计……‘老赵，一点两点的‘点’字怎么解释？照几何学上的定义讲大众不懂；离开那个讲又错误……词性又很不统一，一点、 两点、重点、要点、优点、缺点……点头、点句、点豆腐……点缀、点心……算了算了，究竟分几义，让我慢慢数。请你给我出个主意，用什么语汇来解释？’已著成的成稿，看起来果然浅显易懂，各尽其意，的确是群众学文化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可惜才著到一半他就病故了。”
要知道，王春用尽心血编写这部大众字典时，已是肝癌晚期，同时还患有肺病、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在医院里他照常读书、看报、写作，而且管“闲事”。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总是头脑清醒地提出中肯的意见，同事们经常忘了他是病人。进京三年，他一直带病工作，不论白天黑夜，不管肝、胃疼到什么程度，他总是一个劲工作，经常见他左手抚着肚子，右手拿着笔，一条腿屈在椅子上，半蹲半坐着，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写，一写就是几个钟头。他去世前一个星期，老战友苗培时、章容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大家都隐隐感到他的病情很严重了，但他还是忍着腹部疼痛，不停地说这说那。这时医生叫他去拍片，旁边的人谁也没想到，他还不要别人帮扶，自己下了床，站起来，披上衣服，然后坐上车子到X光室去。他去世之后，每当谈到这些事，大家都惊叹他生命力之顽强，赞叹他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直至油尽灯灭……
1951年12月30日，王春因肝癌在北京医院逝世，走完了他44年短暂而急促的一生。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社、工人出版社、北京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会等单位推定刘宁一、张磐石、平杰三、杨献珍、戎子和、赵树理等23人组成王春同志治丧委员会。
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在头版报道了王春逝世的消息。
3月29日，北京《新民报》设立追悼王春同志特刊，发表康濯、王颉竹、王彭寿、曹菲娅等同志的悼念文章。
3月30日，《工人日报》设立追悼王春同志特刊，发表老舍、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章容等同志的悼念文章。
70个年头匆匆逝去，历史的天空依然闪耀着王春鲜活的面容和他那份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他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出版事业不懈奋斗，死而后已的坚定信仰和献身精神，一直在提醒后来人，“赶考”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