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其下辖三个学院，即社会科学院、理工学院和文学院。1929年，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和工学院。1936年设农学院，1947年设医学院。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文学院始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二系，1929年添设哲学系，1930年改哲学系为哲学教育系，同时增设史学系。1938年，哲学教育系又改为哲学系。
武汉大学文学院始终坚持两大“培养目标”：一是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一是养成学生自动读书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围绕这两大目标，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和史学系都设置了各自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各自的专门科（课）目；另一方面，每个年级均有机会选修其他相关的科目，一二年级还设有不少共同的科目。其中，四个系都曾开设过一门必修课程“作文”。
1929年度起，中国文学系开设了必修课程“国文讲读及作文”。1931年度起，中国文学系设必修课程“作文”，分“作文（一）”和“作文（二）”两个阶段，一年级讲授“作文（一）”，二年级讲授“作文（二）”。1935年度起，“作文（一）”改为文学院各系共同必修课程。1937年度起，文学院将“作文”课程分为“作文（一）”“作文（二）”和“作文（三）”，并规定一年级讲授“作文（一）”，二年级讲授“作文（二）”，三年级讲授“作文（三）”。1939年度至1944年度，应教育部要求，将“作文”课程改为“各体文习作”。1945年度至1947年度，“各体文习作”与“历代文选”合并，定名为“历代文选及作文”。1948年度至1949年度，中国文学系开设了“写作实习”“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等众多与作文教学相关的课程。
自1938年度起，武汉大学文学院还为全校各院系开设了共同必修课程“国文”，“作文”教学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在武汉大学担任过“作文”课程或与作文教学相关的课程的教员主要有：
谭戒甫（1887—1974），湖南湘乡人，上海南洋大学毕业，1928年9月到武汉大学。
朱世溱（1896—1988），即朱东润，江苏泰兴人，历任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教员，1924年4月到武汉大学。
周贞亮（1876—1933），湖北汉阳人，前清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天津南开大学、北平第一师范院教授，1929年9月到武汉大学。
徐天闵（1888—1957），安徽怀宁人，曾任国立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1929年8月到武汉大学。
苏雪林（1897—1999），安徽太平人，曾任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国文教员和安徽大学教授，1931年8月到武汉大学。
刘异（1883—1943），湖南衡阳人，曾任辽宁东北大学、北平民国学院教授，1933年8月到武汉大学。
汪诒荪（1904—1972），安徽怀宁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士，日本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历史研究所毕业，1936年9月到武汉大学。
叶绍钧（1894—1988），即叶圣陶，江苏吴县人，中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和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复旦大学讲师、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1928年9月到武汉大学。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教授，1938年9月到武汉大学。
朱人瑞（1908—？），江西浮梁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江西省立南菁中学、安徽省立宣城师范教员，1938年10月到武汉大学。
黄焯（1902—1984），湖北蕲春人，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讲师，１９３９年９月到武汉大学。
周大璞（1909—1993），河南固始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武昌东湖中学教员，1939年9月到武汉大学。
程会昌（1913—2000），即程千帆，湖南宁乡人，金陵大学毕业，曾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副教授，1941年到武汉大学。
叶瑛（1896—1950），安徽桐城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吴淞中国公学、桐城中学、南开中学等校教员，1942年到武汉大学。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员中向有“旧派”与“新派”之分，“旧派”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新派”主要从事新文学教学与研究。担任“作文”课程的教员中，属于“旧派”的有周贞亮、谭戒甫、刘异、徐天闵、黄焯等人，而朱世溱、苏雪林、叶绍钧等人则属于“新派”。
从1929年至1939年，武汉大学均编印了一册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内收全校各院系“学程内容”和“课程指导书”。1940年至1949年，虽未编印《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但各院系每年度都有“课程指导书”或“课目表”。“学程内容”主要介绍每门课程的性质、教学目标、基本内容、基本要求等，“课程指导书”则对每门课程的类别、学分、周学时、年级、学期、任课教员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1929年度和1930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国文讲读及作文”，其“学程内容”如下：
本学程取秦汉以来至近代各体甲选之文，用为模范，详加讲解。随即于授各体文时，讲明为各体文之方法，并试令作各体文，为之详加评改，使学者明于各体文之程式，且能操笔为之。
这门课程由周贞亮讲授，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即讲授两个学期）。从周贞亮编写的课程讲义《各体文选》来看，他所讲授的“国文讲读及作文”偏重于文言文教学。
1931年度起，“国文讲读及作文”课程停开，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一）”、二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二）”，均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其“学程内容”如下：
练习普通应用之描写，记叙，议论各种文体。或翻译，或笔录，或就教员提出之参考材料作为综合，分析，批评之工作。每次皆当堂交卷以期练习敏捷之思考力。
练习普通应用文体，均当堂交卷。其由教员供给参考材料作长篇有系统之学术论文；或自由命题练习诗歌戏剧小说各种文艺者，不在此限。
“作文（一）”注重对“描写、记叙、议论”三种普通应用文体的练习，“作文（二）”则重视“作长篇有系统之学术论文”的训练和自由命题之诗歌、戏剧、小说等文艺文练习。普通应用文体练习，均要求当堂交卷，旨在养成学生的思考力与敏捷度。自1935年度起，“作文（一）”“作文（二）”的“学程内容”略有变化，即“作文（一）”中的练习文体增加了“抒情”一项；“作文（二）”中的“自由命题练习诗歌戏剧小说各种文艺者”改为“自由命题练习其他文艺作品者”。同时，“作文（一）”成为“文学院各系公同课程”。
据文学院课程指导书，1931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和二年级“作文（二）”，均由苏雪林讲授。1932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苏雪林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谭戒甫讲授。1933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刘异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谭戒甫讲授。1934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刘异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选修课程“作文（一）”，苏雪林讲授。本年度起，哲学教育系实行主辅修制，将课程分为哲学教育组、哲学组和教育组。选哲学组或教育组的学生，应以哲学或教育为主科，另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或史学为辅科，辅科课程亦为必修课。一年级哲学教育组“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二年级 “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刘异讲授。1935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刘异讲授；二年级“作文（二）”，朱世溱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朱世溱讲授；哲学教育系一年级“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1936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刘异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朱世溱讲授。哲学教育系一年级“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刘异讲授。1937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和二年级“作文（二）”，均由朱世溱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汪诒荪讲授。哲学教育系哲学教育组一年级“作文”，汪诒荪讲授；哲学组、教育组一年级选中文为辅科者，“作文”与中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朱世溱讲授。1938年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作文（二）”，叶绍钧讲授。哲学教育系“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朱世溱讲授。
1937年度，中国文学系还为三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三）”，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其“学程内容”如下：
讲习积极修辞学，辨析骈散文之异同，及骈文之历史，体性，技术，使知文笔二者之特点与功用。再就时代性，讲习公牍，书扎，及其他应世之文，以完成文学上应用之技能。
从1938年度起，文学院为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开设共同必修课程“国文”，或每周二小时，或每周三小时，或每周四小时，由叶绍钧、朱世溱、苏雪林、高亨、朱人瑞、叶瑛、程会昌（千帆）、周大璞等人讲授。其“学程内容”如下：
一、读文 选授文字七十余篇，计分以下诸目：１．近人文；２．杂文（包括抒情文，写景文，议论文，说明文）；３．史文；４．诗；５．批评文；６．骈文；７．词；８．曲；９．小说；１０．诸子文。
二、作文 每二星期作文一次。命题或切近学生之实际生活，或与所读文字有关，务使善达其所蕴蓄。
“国文”内容主要包括“读文”“作文”和“专书阅读”，其中“作文”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此前中国文学系的“作文（一）”或外国文学系、史学系哲学教育系的“作文”被纳入“国文”范围。学程规定每两周作文一次，作文命题要求切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或与所读的文字（大概指选文）有关，对题材、文体并无明确的限制，更具灵活性。“国文”中选文比较广泛，涉及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体。同时，要求学生课外专书阅读并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1939年度，武汉大学文学院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各学院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将必修课程“作文”改为“各体文习作”。叶绍钧、朱世溱分别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三年级讲授此课程，每周一小时。1941年度至1944年度，徐天闵、胡守仁等人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各体文习作”，每周二小时；朱世溱、黄焯等人为三年级讲授“各体文习作”，每周一小时。1945年度至1947年度，文学院将“各体文习作”与“历代文选”两门课合并为必修课程“历代文选及作文”，由黄焯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每周三小时。1948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写作实习”，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同时设有选修课程“国文选读与习作”。二年级第一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二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三年级第一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学时；三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和“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均每周三小时；四年级第一学期设选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学时。本年度，与“作文”相关的课程明显增多，并细化为不同文体，既有必修，也有选修，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诗歌都冠之以“现代”，显然指的是“新文学”，而“习作”当然是指语体文写作。1949年度，文学院课程大大精简，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写作实习”，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二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三年级第二学期设选修课程“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每周二小时。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苏雪林1934年和1936年两本日记手稿，其中1936年日记对其教授“作文”情况多有记载。叶绍钧的《西行日记（上）》《嘉沪通信》对他在武汉大学期间所授“作文”“国文”情况也有详细记录。通过苏雪林、叶绍钧两人的日记或书信，可以大体了解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作文”教学情况。
1936年上半年，苏雪林除担任“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课外，自3月3日起，还为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一年级合班讲授必修课程“作文”，每周四下午二节。其日记记载：
3月5日 下午睡了一觉，预备作文课之讲演，所讲系沈约、谢灵运传论及陆厥传。
3月7日 今日拟以一日之力批改作文，幸而进行尚不甚慢，自上午十时后改起，到下午五时前，居然大致毕事。
4月9日 下午作文二堂，题为（一）哀阿比西尼亚，（二）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三）特写。
5月8日 下午一时赴文学院考书，今日所出国文题为：（一）张骞论，（二）“自力更生”之评判。学生多不解第二题之义，岂不看报耶？奇哉！
每次上作文课之前，苏雪林都预备了讲义、参考材料或作文题目。课堂上，她将一部分时间用于讲授写作技巧，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实践；学生当堂作文，作文簿由她带回批改，待誊缮分数后再发还给学生。这一学期，她为学生提供的多为传论类材料，如李广传、张骞传、沈约传、谢灵运传论、陆厥传、司马迁《〈史记〉自序》等。她对所选材料进行讲解、分析之后，有时会当堂提供作文题目，如《张骞论》。不难发现，苏雪林所出的作文题目，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埃塞俄比亚因意大利法西斯的入侵而沦陷，《哀阿比西尼亚》一题就是针对这一事件所出的。由埃塞俄比亚的沦陷，苏雪林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前途，“恐国家形势之迫切，恐不免做亡国奴，故心绪尤为郁郁”。有感于此，她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希望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有所关切。之所以出《“自力更生”之评判》一题，是因为当时各种报刊上正热烈讨论民族复兴与自力更生的话题，苏雪林期待学生对此能有自己的认识和评判。“特写”属于新闻报道的一种体裁，苏雪林以此为题，可以训练学生对真人真事的描写能力。
下半年，苏雪林继续为外国文学系和哲学教育系讲授“作文”，每周二下午三节。其日记记载：
9月22日 下午小觉，一时三刻赴文学院上课三小时，第一小时精神不振，以后即转佳。作文班学生约十余人，较去年略少。
9月29日 饭后小睡，睡起看了一刻钟的报，赴校上课，精神更坏。作文出题二：（一）夸大狂与自信力，（二）外郊漫步。
10月13日 午餐后小睡，一时三刻赴文学院上课一堂，又上作文课二堂，出题二：（一）天助自助者论，（二）非常时期吾人之准备。
11月24日 下午……接上作文，出题二：（一）慰劳绥远将士书；（二）过去生活漫谭。
这一学期，上“作文”课的学生不多，仅有十余人。苏雪林共出了六道作文题，其中，《外郊漫步》和《过去生活漫谭》均属于随笔一类，其他题目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且多来源于其所阅读的报章杂志。1935年6月，梁实秋针对当时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撰写了一篇《自信力与夸大狂》。此文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后，被北平《独立评论》、上海《兴华》等多家报刊转载。苏雪林直接将梁实秋的文章标题作为作文题目，是想让学生也能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天助自助者论》，仍是当时报刊上讨论的热点话题。《非常时期吾人之准备》与上学期的《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相似，也是强调在国家危急之际应有救亡图存意识，但由个体“我”扩大到了全体“吾人”。1936年11月至12月间，日军入侵绥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前方战士奋力抵抗。11月19日，苏雪林“看报绥远战争紧急，恐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她出作文题《慰劳绥远将士书》，意在让学生关心国事、支援前线抗敌将士，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1949年，苏雪林在上海《神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教授国文经验谈》，对其20多年来的国文教学经验特别是作文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教师出题目“要学生写文章，总该使学生有话说。使学生有话可说，题目宽易是一法，题目与讲授过的教材发生联系也是一法”。最理想的做法是每周作文一次，至少每两周作文一次。“作文宜在课堂之上，必须二小时内交卷，所以养成学生敏捷确切之思考力。不得已乃可作于课外，但一学期中仅可一次。”她还认为，对学生的作文，教师宜亲自批阅，“阅时先注意其思想之条理，次注意其文句之构造，遇有警策的意思，隽美的文采，亦不妨略加圈点及好评，藉以鼓励其兴趣。但浓圈密点和阿谀过当的评语，徒然煽动学生的虚荣心，则在所切忌”。此外，她建议学生于正课之外，多阅读各种书籍报章杂志，并撰写读后札记。
多少年以后，吴鲁芹仍记得苏雪林当时的授课情形：“她教外文系的大一国文，到了学校内迁四川乐山，大约是人手不够，这—班国文就扩大为文学院全院的大一国文，可能不包括中文系，至少外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大一学生，共济一堂。每隔一两星期还要作文一次，而她对作文的批改是十分认真的。”
1938年9月，叶绍钧由文学院院长陈源推荐到武汉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了四个学期的“国文”“作文”等课程。
武汉大学本拟于1938年11月1日开学，但因时局不靖，上课日期一再被延迟，直到12月1日才正式上课。11月4日，叶绍钧致函上海友人：“武大于十日上课。但弟所教系新生，新生从他处来不易，大约须至廿日始上课。同任国文者为苏雪林女士。杨今甫君闻亦要来担任此课，还有一二位尚未遇见。昨与苏商谈，她推弟拟一目录，供一年教授之用。以前大学教国文唯凭教师主观嗜好，今新有课程标准，或可渐入轨道。”叶绍钧为甲组和癸组讲授“国文”，每周三小时，还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每周二小时。叶绍钧初到武汉大学时，很受重视，被推为同行领导并主持“国文”选文工作。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三班人数，合计不出八十人，作文两星期一次，则每星期改作文本四十本可矣。同行尚有三位，陈通伯君以为弟有什么卓识，推弟为之领导，选文由弟主持。实则弟亦庸碌得很，所选与陈所不满之老先生（旧时多黄季刚门人，今因学校搬家，他们未随来，现在老先生无一个矣）无甚差异。”讲了一个月之后，他又在致友人信中写道：“上课已一月，兴趣尚佳，不致感厌恶。学生程度不好，只嫌上课时间太少，不能多为讲解。作文三班共有一百廿本，两星期改一次，天天还不清的债，未免感苦。然学生似颇有领会弟改削之苦心者，则亦足以。”尽管学生程度不好，工作量又大，但叶绍钧“兴趣尚佳”，虽苦犹乐。
1939年3月16日，第一学期结束。一周后，即3月23日，第二学期开始。本学期，叶绍钧周一、周四上午为甲组讲授“国文”，周三、周六上午为癸组讲授“国文”，周六下午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同第一学期一样，叶绍钧每天忙于备课、上课、批阅作文等，鲜有空暇时间。其《西行日记（上）》对此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计有五十余条，兹择其要者过录如下：
5月11日 晨令甲组作文，出题二，为《乐山闻警》及《重庆惨劫》，限作抒情文。
5月13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与甲组同。归来改甲组文数本。下午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两课。
5月20日 上午上癸组两课；并出题与二年级，以免下午再走一次，题为《作一记人之文》。归来改作文三本。
6月6日 午后预备功课，改作文四本。又作书复彬然、祖璋，附去武大学生投稿两篇。
6月7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甲组文十本。此次叫他们试作五言诗，他们韵也不押，为之修改，乃殊非易。
6月17日 晨到校上癸组两课，归来改癸组文本。午后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一课，精神不好，少上一课。
6月22日 晨令甲组作文，题为《读诗随笔》，作了此篇，本学期不复作矣。归来改二年级文，亦为五古，一本而费二小时。
7月9日 晨方起，学生杨伦来，以余所批作文本自述其领会所得，兼及平日所诵文章，直至十时半始去。
7月12日 上午出国文试题，所拟较多，且须缮写清楚，费了半天工夫。饭后持题历访人瑞、晋生、雪林、东润四位，天气大热，坐定喝水扇风，间以闲谈，归来已四时矣。
7月17日 上午十时到校考试国文，十二时收卷而归。此次考试出三题，一以一诗演述之，一以古文一篇约缩为短章，一以作语体文一篇。各同事分题评阅，余与苏雪林阅语体文。饭后将甲组之卷看毕。
本学期，叶绍钧所出的《乐山闻警》《重庆惨劫》《作一记人之文》《壁报》《随笔》和《读诗随笔》等均为命题作文。在他看来，“定期命题作文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教师要理解透彻命题的含义，“命题的时候必须排除自己的成见与偏好；唯据平时对于学生的观察，测知他们胸中该当积蓄些什么，而就在这范围之内拟定题目。学生遇见这种题目，正触着他们胸中所积蓄，发表的欲望被引起了，对于表达的技术自当尽力用功夫；即使发表的欲望还没有到不吐不快的境界，只要按题作去，总之是把积蓄的拿出来，决不用将无作有，强不知以为知，勉强的成分既少，技术上的研摩也就绰有余裕。题目虽是教师临时出的，而积蓄却是学生原来有的……学生经过多年这样的训练，习惯养成了，有所积蓄的时候，虽没有教师命题，也必用文字发表；用文字发表的时候，虽没有教师指点，也能使技术完美。这便是写作教学的成功”。他还认为，“有些国文教师喜欢出议论题教学生作”，学生遇到此类题目，只得“从报纸杂志上去摘取一点意见来”，或者把自己“听来的看来的话复述一遍”。苏雪林常常取材于报章杂志并喜欢出议论题，而叶绍钧则不同，他的命题作文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范围，比较贴近学生的见闻、理解、情感、思想等，多要求写抒情文和记叙文，如《乐山闻警》和《重庆惨劫》就是这样。1939年5月初，重庆遭遇空袭，“热闹市街毁十之六七，死伤殆至五六千人，电厂水厂俱被破坏”，乐山也警报不断。5月11日，他在课堂上出这两个作文题，并限作抒情文。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学生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触发他们心中的“积蓄”，写出他们的线日，叶绍钧赴中国文学系参加系务会议，“所议为各人所担任之课程。余任一年级基本国文两班，及二年级各体文习作。并议定课文必须文言，作文亦必须作文言。在座诸君皆笃旧之辈，于教学无所见地，固应如此。余以一人不能违众意，亦即随和而已”。10月26日，学校送来功课表，叶绍钧“本学期教基本国文两班，计六小时，二年级各体文习作一小时，比上学期少一小时；分排四日，星期一、五无课”。虽“各体文习作”比以前少了一个小时，但每周所批阅作文量并未减少。此时，中国文学系新旧两派之间矛盾突出，叶绍钧乃生出走之意：“余在武大本不见有兴趣，每日改文，又嫌其苦，今得改途，为中学国文教学谋改进，又得从事著述，是不啻开一新天地也。余决去武大而就教厅之事矣。” 1940年8月，他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在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安排下，以语文考察员名义前往成都，继续从事中学国文教育教学工作。
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批改作文，叶绍钧都极其认真负责。苏雪林曾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一文中说：“叶氏做事非常负责，也非常细心，到校后，果然不负陈院长的委托，把他多年国文教学经验一概贡献出来。特别在批改学生作文课方面所定条例最多，所定符号有正有负，竟有十几种花和记官网式。”苏雪林“那时在武大担任基本国文两班，因素来钦佩叶氏国文教学方法，颇能虚心听从他的领导”。她还坦言，曾向叶绍钧学习过作文教法和批改方法。据李格非回忆，“叶先生备课从来极为认真，常常通宵达旦，讲稿写得密密麻麻。上课时，更是一丝不苟，从范文的讲解到写作的评述，鞭辟入里，使人折服”，“叶先生对我的写作，批改得极为认真，常常稍易一字，意境就大不一样，真不愧为大手笔”。
从1929年至1949年，武汉大学一直将“作文”教学纳入本科课程体系之中。除文学院之外，作文教学还覆盖到了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其他院系。总体来看，当时的作文教学主要侧重于议论文、抒情文、记叙文和学术论文等应用文体写作训练，同时兼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位教师讲授过“作文”课或与作文教学密切相关的课程，其中多是享誉文坛或学界的大家。这些前辈不仅兢兢业业于课堂教学，课外还精心指导学生习作并推荐发表。现今，武汉大学写作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高校前列，直可谓其来有自，与其历代累积而成的写作教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陈建军，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写作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