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奧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拼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
靠着英文和国文遮补了奇惨的数学分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放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宿舍门房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未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较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较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在这期间，我也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组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我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t y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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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胜利日不久，各级学校即将开学，教育部公告说战区各校多遭日军破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须待修复，迁至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待明年暑假复员原校，本学年按学历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计划。
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未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分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都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工作，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位的启发。
初次踏进著名的武大校园珞珈山，充满了失望。它不仅满目荒凉，且是被日本人与村邻破坏成不宜居住的状况了。
在四川的时候，总听老师们说宫殿式的建筑多么宏丽，面临的东湖多么浩瀚美丽。但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时候，工人仍在赶工装窗玻璃和木门。我被分配在最后一间，同室原有同班的况蜀芳，在校四年，她一直对我很好。不久后，复学的谢文津由山西来住。
那一年间我们三人一起上课，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大街的地摊上买美军军用剩余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代替比较贵的牛奶。冬天晚上舍监查房之后，偷偷生个小炭火盆烤许多不同的东西吃，小番薯和白果真是人间美味啊，比起乐山宿舍生活，简直是富裕了。
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家东西南北地奔跑却又似看不到来去的目的。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老师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教授来武大做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我大四这一年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与人生”，开放全校选读，据说是他当年由哈佛大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的很著名的课，在武大重开也只教了两年。他自己读书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课程大纲和讲课内容真是纵横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当可早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忡忡，在现实中找不到安顿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追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家”的理想。
我所记得的吴老师，更鲜明的是他为本系三、四年级开的“长诗”，似是接续朱老师的英诗课。
吴老师开学后宣布接下指导朱光潜先生导生的论文，包括我的。朱老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诉他，我很想进一步研究雪莱或者济慈作论文题目。朱老师很可能也告诉他，我正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老师们背后也会谈到关心的学生们的“私情”吧!
吴老师建议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希腊文，意为“致年轻灵魂”)作论文，我写信请爸爸托人在我找了一本，因为学校的图书还没有完全复原。《时与潮》已在上海复刊，主编邓莲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后来见面调侃我说：“怎么研究起雪莱的爱情观来了，原来是换了吴宓做指导教授啊。”我收到书先翻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很想换济慈的一篇，但是时间和知识都不够。
不久，吴老师召我去，把我拟的大纲几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我努力读一些相关的书，按老师修改过的大纲写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交上去，然后将修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当时尚未见过打字机）成我的毕业论文。
注：本文选自《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