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届年会以“柏拉图与古典学”为主题，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与会。
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张知干，中山大学副校长刘济科，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吴飞分别作开幕致辞。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陈建洪主持。
刘济科副校长呼吁古典学研究者响应习的号召，投入中西古典学的研究，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中国文化底蕴优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古典智慧的智识资源。广东省社科联张知干书记在致辞中指出，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中山大学举办，并举行“古典学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省社科联期待与中山大学持续深化合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吴飞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西方古典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柏拉图。近年来刘小枫教授和熊林教授两部柏拉图全集新译本的出版，代表着国内柏拉图翻译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吴飞教授呼吁与会学者不断推进国内的柏拉图研究，使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
随后，会议举行了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获批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揭牌仪式。张知干书记和刘济科副校长携其他嘉宾一起为研究基地揭牌。此次成功获批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表明，中山大学在古典学研究方面具备了人才团队、专项研究、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有望从古典学研究的先行者发展壮大为全国古典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首先做主题报告的是西南大学崔延强教授，他报告的论文题目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怀疑论何以可能？——基于皮浪派和中期学园派的理解》。崔延强教授认为，皮浪派和中期学园派的古典怀疑论不仅是一种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活动，更是一种试图保持存疑、达致宁静的生活方式。它既是一种解构性的、非体系化的哲学，又是生活世界的经验、常识、习惯和传统的守护者，表达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接下来，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报告了论文《性与天道——“自然”问题与柏拉图对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奠基》。张文涛教授指出，柏拉图的“自然”将自然哲学的自然概念拓展到人自身，而其笔下理想国家的构建则必须依靠某种超越人性的自然正当性，这意味着柏拉图道德与政治秩序建构需要在个体与宇宙，即性与天道两个层面上依据“自然”。
随后，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做了题为《柏拉图论自然与强力》的报告，意在讨论古希腊哲人对自然与正义的理解及其对人性和政治的反思。柏拉图强调灵魂的自然构成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且真正的正义应关注灵魂的和谐。林志猛教授认为，柏拉图以灵魂和德性为核心的自然正义观念，超越了强者正义论。
最后，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报告了论文《中国文明“礼乐”性质的形成：后郑玄时代的“制礼作乐”》。陈壁生教授提出，王朝制作一代大典正是中国文明之所以为礼乐文明的集中表现，中国历朝历代以礼立国，使礼成为天子至于庶民共同的规范。经学自郑玄之后，转向礼学。荀顗撰作晋礼之后，历代王朝皆立国即制礼，所制皆以五礼为基本标准。
本届年会以“柏拉图与古典学”为主题，分论坛与柏拉图相关的专题讨论涉及苏格拉底问题以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形而上学、修辞学与美学等领域，共有近30位学者报告了论文。
15日上午的分论坛研讨在主题报告后展开。第二会场研讨由丁耘教授主持，主要围绕苏格拉底的哲学与生活展开探讨。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魏朝勇老师做《美本身与属己——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为题的报告，报告从“美本身与俗物鄙视”“属己与反人性”“哲学生活与政治鄙视”三个方面阐明，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也就是一种对人间政治充满鄙视的真理生活。四川大学梁中和老师的《知色与知耻》探讨了“羞耻”在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哲学中的地位，认为“知耻”是追寻德性的开端。北京第二外国语的崔嵬老师做《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问题”》的报告，细致地分析了施特劳斯对《回忆苏格拉底》的解读。中山大学吴鸿兆老师的报告《苏格拉底的政治无为主义》指出，苏格拉底的“政治技艺”仅仅意味着一种道理辩证层面上的“方法主义”，这与他在行动层面上主张“无为／清静”并不矛盾。
第三会场研讨由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主持，议题为柏拉图的灵魂与政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俊松老师的《柏拉图论灵魂政治》分析了《理想国》卷四建立在“对立冲突律”之上的灵魂学说，及其与卷九灵魂学说的关系。同济大学樊黎老师报告《忧郁的解剖：〈理想国〉论僭主》将僭主式人格解读为灵魂中“限度”的消失、落入纯粹的“无限者”状态。深圳大学石梁老师以《〈理想国〉中个人与城邦正义的不一致》为题，他认为灵魂与城邦类比中的不一致是柏拉图精心安排的结果，由此表明城邦或政治的正义是探索正义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万昊老师在报告《如何理解柏拉图笔下的克里同：以〈欧蒂德谟〉为例》指出，苏格拉底与克里同之间的关系是哲人与常人关系的缩影，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人努力引导常人居于哲学之下、城邦生活之上，寻求属于自身可能的既美且好。
第四会场研讨由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主持，关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语言学说与修辞学。苏州大学的袁影老师报告题为《柏拉图的“修辞人格”观》，她依据《高尔吉亚》《斐德若》与《克力同》分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格诉求”理论上的继承关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老师的《“一”和“存在”——对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第二部分（136c-166b）的一个解读》指出，《巴门尼德篇》里的“一”并非为新柏拉图主义诠释中的超越存在且不可言说的“一”，而是可以通过概念性思维所把握的对象。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黄水石老师报告《论柏拉图哲学的使命》，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旨在通过灵魂的自我说服为之奠定根据。东北师范大学罗兴刚老师的《回到柏拉图：当代语言哲学困境探究》提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仅遭遇了当代语言哲学同样的问题，对话中也隐藏着解决当代语言困境的可能。四川师范大学章勇老师报告《智术师的现代研究及其两种路向》，指出智术师地位在现代的高扬无疑与现代性的展开息息相关。
第五会场研讨围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展开，由同济大学孙磊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李致远老师的报告《克法洛斯的正义与虔敬》详细阐释了《理想国》第一卷328c-331d的内容，认为克法洛斯与苏格拉底之间体现了诗教与哲学之争、僭政与王政之别。上海大学肖有志老师报告《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阐释了328b4-331d9的文本，认为苏格拉底的灵魂特性就是总渴望向别人学习，总是在人群中认识不同的人（知人），从而认识自己（自知）。苏州大学肖芬芳老师的《由父子关系看柏拉图和孔子对于政治的不同构想》指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家庭制的态度，是西方“家观念”的代表性观点，而“家观念”或者“家哲学”亦是中西方思想的差异所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陈文洁老师报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最后的审判”》， 她认为厄洛斯传递给人类的关于“最后的审判”的信息，蕴含了后世基督教《启示录》的诸多元素，且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哲学与宗教的重要区别。
在15日下午2时开始的第一单元讨论中，第一会场围绕荷马到柏拉图时期的政治哲学问题展开探讨。同济大学孙磊老师报告题为《从“哲人王”到“立法哲人”：柏拉图的“立法哲人”思想发微》，考察柏拉图从“哲人王”到“立法哲人”思想转变的原因，以此阐明古典立法哲人在天地神人中以神道设教的教化传统。重庆大学何祥迪老师报告《荷马史诗的四重世界和四重伦理》，认为荷马史诗的四重伦理分别代表四重世界的行为规范体系，并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趋势。上海外国语大学熊文驰老师的《再谈〈云〉、〈普罗塔戈拉〉诸篇中智慧者的骄傲以及其他》，分析了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智慧的差异。福建三明学院薛期灿老师从《普罗塔戈拉》中谈话方式的选择，理解柏拉图写作意图的关键线索与对话写作技艺。福建江夏学院张国栋老师从《理想国》分析了柏拉图对自由市场的看法。
16日上午的第一分会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吴雅凌研究员主持，议题为柏拉图的美学与灵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贺老师报告《柏拉图论爱与美》，报告指出，古希腊美学中，美始终与人的欲望紧密相关，美不仅是爱欲的对象，而且是爱欲得以实现形而上学化的关键。山西师范大学刘汉林《爱与美：〈会饮〉中的生物美学思想》中分析了爱与美的不同层面，这种生物得到了尼采、达尔文、道金斯等人的借鉴。东南大学何绍锦老师的报告《好生活与统治的必然》比较了柏拉图与庄子在好生活方面的相通之处，人与政治的循环论证表明不管是理想城邦，还是哲学家统治，都难以在现实中实现。暨南大学高山奎老师报告了《试析柏拉图的灵魂观念及其对灵魂不朽的四重论证》，探究柏拉图对灵魂的本质及其不朽的四种证明。
西学其他专题讨论的跨度由古希腊直到近代，包含荷马、悲剧诗人、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洛克、施米特等，议题广涉诗学、哲学，乃至政治经济学问题，30多位学者报告了论文。
在15日下午的第一单元，中山大学魏朝勇教授主持第二分会场，以古希腊神话与悲剧为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吴雅凌老师报告《荷马颂诗与神话的开端：〈德墨特尔颂诗〉绎读》，细致地阐释了颂诗中秘仪、神人关系等问题。贵州师范大学杨诗卉老师的报告《赫耳墨斯之杖》阐释了第五卷中睡眠与变化的意向。华东师范大学罗峰老师报告《价值重估：欧里庇德斯〈希珀吕托斯〉读解》，她认为欧里庇得斯通过充分展现“羞耻”和“节制”的含混，揭示了传统德性的内在困境。中山大学王瑞雪老师的《剧场、诗学与政治》从系谱性的研究入手，考察剧场形态的变迁与学者评注工作的关联张力，解析其戏剧的问题性如何进入“希腊性”意指实践的散播与变动之中，成为王朝意识形态之多义性协商的表征。中山大学黄政培老师报告《〈菲罗克忒忒斯〉中的友爱与政治》指出，剧中三个主要人物共同指向索福克勒斯对城邦失落的真正友爱的呼唤，这部剧的创作由此深刻介入到远征失败后整个城邦秩序重构的进程当中。
第三分会场由四川大学梁中和教授主持，本场议题是新柏拉图主义及罗马时期的哲学。中山大学哲学系田书峰老师报告《普罗提诺有没有伦理学？》，他指出，普罗提诺的伦理学只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并且指向形而上学。中山大学哲学系胡艾忻老师的《非欲求的Ἔρος（爱欲）》提出，普罗提诺在《九章集》III 5中将爱欲拓展为“超越/分离之爱”，使之作为本体而被纳入他的系统化宇宙图景中，实现了爱的哲学研究史从灵魂-心理学到形而上学-宇宙论的过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枝鹰老师做题为《西塞罗的〈论义务〉及其来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也没有理由将来源研究延伸至西塞罗的其他作品，更无法否定西塞罗作为思想者和原创作家的身份。上海师范大学的程茜雯老师报告了《质询哲学诗人柏拉图：路吉阿诺斯的〈会饮或拉庇泰人〉》，指出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包含了对《会饮》开端的反转式戏仿和对荷马、肃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内容戏仿，继承了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谐剧精神。
第四分会场以希腊化到中世纪的哲学、文学与艺术为议题，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王承教副教授主持。重庆大学罗晓颖老师报告了《尼采的伊壁鸠鲁》，她在报告中展现了尼采对伊壁鸠鲁的思考与感受，并提出两者对宗教作用的理解具有巨大的差异。贵州大学徐健老师报告了《廊下派财产观的历史嬗变》，重构了早期廊下派一般的构想，及后来廊下派的个人财产论证及其总体意图，最后回答了廊下派的私有财产学说在何种意义上预示了现代财产权观念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丁瑶老师的报告《论希腊文化在中世纪的回归》指出，《罗丹瑟与多西科勒斯》的“牡蛎艺术”表现了拜占庭文学对古希腊艺术的继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王笛老师报告了《讽刺文学溯源——中西古典讽刺文学绪论》，指出古今讽刺文学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但其根源和表现方式却截然不同。
15日下午第二单元的研讨于15:30展开。第一分会场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俊松副教授主持，议题为古代政制与历史秩序。中山大学李智老师报告题为《城邦传统对西亚早期统一国家的影响》，报告梳理了苏美尔人从早王朝时期的城邦国家发展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过程。河南大学宋丙涛老师报告《希腊罗马体制的军国主义本质与强盗经济逻辑》，认为西方的政治思想几乎没有超越希腊空想思想家的高度，执行效率问题始终没有被关注。上海师范大学郝春鹏老师的报告为《政制与秩序——柏拉图的历史哲学》，他提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人来看，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即人的城邦和政治的发展史。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在报告《宇宙论中的“真”与“善”》中提出，中国古代的历法研究，典型地符合“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情况。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以善统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第二分会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李致远老师主持，以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的政治思想为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贺方婴老师报告《王者德性与卢梭共和理论的构建》，细读了《关于波兰政体思考》中“论国王”一节试图处理构成卢梭共和理论的基础性问题。汕头大学李智星老师的报告《思索卢梭〈新爱洛伊丝〉卷三第18封书信》指出，超越于以欲望为基础的自然状态理论，卢梭强调自然也在人的自我心灵中铭刻了美德的准则和对美德的爱欲，二者促使朱莉最终拥抱神圣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培均老师报告《卢梭的古人面具》，他认为，卢梭一生的思想关切和其中包含的矛盾，都已经在法布里基乌斯的讲辞中初露端倪，卢梭最终没有回到古典方案中寻求对现代政治哲学的解决之道。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王双洪老师的报告《培根的旧瓶新酒》指出，《论古人的智慧》实际上是借助古代寓言，表现了一位现代人的智慧。延安大学叶友珍老师报告了《弥尔顿与塔西佗》，指出弥尔顿大量引用并改编塔西佗的历史记述，以此传达出他的教诲，即追求内在自由的重要性。
第三分会场由复旦大学洪涛教授主持，议题为现代政治哲学。贵州师范大学陈彦老师的《格劳秀斯“战争法”的创作起源》介绍并评述了《捕获法》与《自由海洋》中的问题。常熟理工学院张志超老师报告题为《施米特早期论国际秩序的形成》，文章考察了施米特所批判的具体世界历史与制度形式，随后是施米特对主权的讨论，最后将这些讨论与施米特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学的解构联系起来。湖南师范大学王晖老师的报告《洛克论自由社会中的政治权威》指出，洛克的自然法的正确性对自然正确本身保持中立，由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从自然中索求，从而满足甚至激发人追求舒适生活的激情，现代国家享有着专权的权威。内蒙古大学的张楠老师报告了《救赎的失落与骄傲的浮现》通过分析《利维坦》封面图画，表明封面图画的主权国家的形象弱化了宗教救赎上的意义，隐晦地交代了统治者的骄傲属性。
第四分会场由中山大学朱刚教授主持，以海德格尔对古典思想的阐释为议题。台湾地区“中研院”何乏笔老师的报告《存在的反转性》关注老子的“溪谷”和柏拉图“洞穴”的哲学意象的关联，并表明海德格尔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启发。华东政法大学王江涛老师报告题为《美与逻各斯：海德格尔论〈斐德若〉》，重新阐释了海德格尔阐释《斐德若》的段落，重新理解了《斐德若》中关于美所道出的意思。来自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的程功老师报告了《海德格尔〈人颂〉诠释的空间性意蕴与基础存在论》，他将《人颂》诠释视为基于空间性出发的对基础存在论的结构性改造，由此把握古希腊存在论形态的重要途径。扬州大学曹春平老师的报告《摆渡在梦与醉之间》，梳理了德意志浪漫主义教育哲学家的Bildung概念的演变，体现了教育家在抽象的现代教育哲学理论，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实践之间对价值和意义的寻求。
16日上午的第二分会场由上海大学肖有志副教授主持，议题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论。湖南师范大学李志龙老师的报告《“自然厌恶虚空”——论亚里士多德空间观的形而上学基础》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微小的介质是连续运动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主义是理解17世纪机械论的必要环节。重庆大学刘珂舟老师的报告题为《“人生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同义词原则》，报告指出，《形而上学》中的“人生人”例证论述了所谓“同义词原则”，同义词原则为解决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契机，即实体性形式是普遍的还是个体的，质形论是关系性的还是构成性的。南开大学戴碧云老师的《从〈论自然能力〉重思盖伦的“自然”概念》指出，盖伦的自然概念包含内在能力，有内在自然目的，而盖伦提及自然的预见和技艺，又指向德穆革。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张霄老师报告了《亚里士多德论自然正义》，她指出，自然正义作为“最初的正义”，规范着具体城邦的实在法；自然正义实质上是人对特定问题与行为方式的恰当判断，由此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与后世的自然法理论得以区别。
中学专题包含先秦诸子思想、宋明理学、古文字学以及传统文化诸多议题，共有50余位学者报告了论文。
15日上午，第一会场的研讨由北京大学吴飞教授主持，主题为先秦儒家哲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邢益海老师的《从文明史视域看章学诚学术的返本与开新》指出，章学诚主张：今通于古，圣人学于众人（大众），道不离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这是文明史的视域和研究方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清良老师作题为《从“知人”传统到经典诠释——先秦儒家的一项重要贡献》的报告。李清良老师指出“知人”传统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先秦儒家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从“知人”传统中开出经典诠释传统。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老师作题为《〈论语〉“厩焚”章与孔子仁的人类意识》的报告。基于历史语境，“厩焚”章的“贵人贱畜”体现出孔子仁的人类意识及其局限。以后世的仁民、爱物来否定孔子的“贱畜”，犯了仁观念的“时代倒置”谬误。中央党校任崇彬老师作题为《〈论语·述而〉“文莫吾犹人也”章新解》的报告。任崇彬老师指出，对于“文莫吾犹人也”章中“莫”字当读为“貌”，并与“文”字连读。“文貌”为先秦两汉成语，盖指礼文仪节。中南大学姚勇老师作题为《先秦儒学“怒”观念的哲学分析》的报告。姚勇老师指出，先秦儒学对于怒的探讨深具实践旨趣，关涉个体人格的涵育、道德规则的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建构等，奠定了后儒理解怒乃至其他情绪活动的基本视域。
第六会场围绕先秦儒家的善与礼展开，由清华大学陈璧生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老师的报告《荀子礼论四则》指出，和记ag荀子对“礼”之起源、功能和意义主要有四种解释，即“礼有三本”“礼者养也”“礼义之统”和人的“知能质具”。广东药科大学李福建老师作题为《为礼义教化奠定神圣权威的基础》的报告。李福建老师指出，荀子认为孟子“性善”论会导致“去圣王、息礼义”的思想后果，使得礼义教化因缺乏神圣权威而难以确立，而神圣权威是真正实现政治生活的合理秩序的条件。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老师的报告《被书写的说理性对话——从论说方式看〈孟子〉》指出，《孟子》“书写的对话”的论说方式,不只关涉伦理政治生活的话语实践，更在于说理所导向的学理建构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老师作题为《论孔子眼中的“善”》的报告。李旭老师指出“善”是道德哲学的核心性概念，而《论语》中的“善”大多时候是在非道德的含义上使用的，多指向实践智慧及其中道境界。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钮则圳老师作题为《“孟子亦是作为底人”——朱子对孟子游说策略的阐发》的报告。钮则圳老师指出，朱子在诠解《孟子》时既强调孟子政治思想中“理想性”的一面，又强调孟子“知人论世”的“现实性”一面。
第七会场围绕古文字学的阐释展开，由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主持。西安外事学院张丰乾老师作题为《八角廊竹简〈文子〉简注》的报告，张丰乾老师针对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的八角廊竹简《文子》对释出进一步的厘定和注释。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蔡一峰老师作题为《清華簡〈參不韋〉字詞零釋六則》的报告，笺释了《參不韋》中的六则。上海社会科学院金方廷老师作题为《论几例特殊的周代青铜器器盖异铭现象》的报告。金方廷老师指出了部分周代青铜器存在器铭和盖铭不一致（器盖异铭）的现象，并阐释其原因。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李晓帆老师作题为《早期民心论的另一面向——由清华简〈厚父〉“民心难测”说起》的报告。李晓帆老师指出，清华简《厚父》“民心惟本，厥作惟叶”实际强调“由叶知本”，须审慎考量民之所行、司民之所行，方可实现有效统治，展示了现实治理“民心难测”的统治困境。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袁青老师作题为《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思想主旨及其“慎独”思想》的报告。袁青老师认为，《仲尼曰》的主旨是如何成为君子，主要涉及慎言慎行等成为君子的工夫，《仲尼曰》的“慎独”当释为独处时要慎言慎行，与“诚其意”的“慎独”含义不同。
15日下午的第一单元第五会场围绕庄子哲学展开，湖南大学李清良教授主持。同济大学柯小刚老师的报告《浑沌之死与天下重建》义疏了《庄子·应帝王》，并指出《应帝王》书写了一场应对新帝王时代的批判行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杨勇老师作题为《庄惠之交再考论》的报告，杨勇老师指出，惠施是庄子创作七篇的重要对话对象。广州美术学院宋德刚老师作题为《隐士自杀与极致思维》的报告。宋德刚老师分析《庄子·让王》篇隐士自杀，指出庄子持死生一条和生累死乐的观点，它们共同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重庆大学钟融冰老师作题为《“遇”-“游”-“时”-“命”-“德”——庄子哲学隐秘的概念链条》的报告。钟融冰老师指出庄子哲学中“无心”“无待”集中体现在概念“遇”上。“遇”的特点在“偶然”，即无预设、不期待。中山大学哲学系苏杭老师作题为《庄子命论发微》的报告。苏杭老师指出，庄子强调“命”实质是对化之“属己性”面向的界说。通过将“命”还原为化，“安命”借由将所待者“内在化”实现。
第六会场主要研讨儒家传统中的天人关系，由《中山大学学报》的仝广秀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杨尚辉老师作题为《彝伦与治道：〈尚书·洪范〉的天人关系论》的报告。杨尚辉老师指出，《尚书·洪范》集中体现了原初先民的政治治理秩序及其框架，天人关系论的核心在于从宗教性的天命转向理性义的天道，并由此彰显人道得以挺立的可能性路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黄少微老师作题为《天为法官与上帝鬼神：〈诗经·云汉〉的天帝观》的报告。《云汉》一诗，可见天与帝性质差异。帝的本质是鬼神，天不同于鬼神，充当法官角色；帝有情感，天无声、无臭、无言、无心，始终高高在上，不会下降人世。四川大学哲学系罗莉老师作题为《仁道实践与历史书写的价值救赎》的报告。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继续追问伯夷是否有怨，明确仁道实践与具体历史境况的复杂关系：客观时间中的历史并不能为道德价值提供意义保障，道德价值的保障只能通过历史书写完成。重庆大学邝其立老师作题为《涉玄的中庸之道》的报告。邝其立老师指出，孔颖达《中庸正义》具有三个特点：内向化，抽象化与政教意味的趋淡。重庆大学朱学博老师作题为《诸子之风到经师之气》的报告，指出两宋《诗经》学显示出一种类似战国诸子之风到汉儒经师之气的嬗变。
第七会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秦际明老师作题为《历史、神话与经制》的报告。秦际明老师指出，《白虎通义》内含多重历史叙事，以三统三正循环来解释古代王朝更替与新王代兴，将礼法制度区分为文质，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描述为从质到文的积累与演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大海老师作题为《谶纬诠释学建构的可能性》的报告。何大海老师指出，谶纬学研究面临历史久远、缺乏地理空间知识和文化经验的困境，谶纬学研究可以通过回到作者与文本本身，区分诠释者与作者、读者与听者的方式推进。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曾军老师作题为《〈礼记·丧大记〉探赜：何谓丧记之大》的报告。《丧大记》以丧服之义述丧葬之礼，以“亲亲”之义延伸亲族血缘礼仪空间，依据封建宗法制张大“尊尊”之义，扩大社会政治空间。河北工业大学钱寅老师作题为《清儒关于公羊“亲迎”之礼》的考察的报告。报告指出，公羊亲迎之礼的聚讼主要体现在诸侯、大夫越境亲迎和天子亲迎两个议题上。
15日下午第二单元第五分会场以古代文学与文化诠释为主题，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主持研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程方毅老师作题为《樗蒲考》的报告。程方毅老师梳理了樗蒲这种游戏的产生、发展至消亡的历史。温州大学王维老师作题为《曹丕诗文中的音乐》的报告。王维老师评述了《善哉行》与《答繁钦书》，认为曹丕乐论中缺乏对于“礼”的认知。兰州大学文学院丁一凡老师作题为《选本内附作家小传体例的形成——兼论选本批评的建构》的报告。丁一凡老师指出，选本型总集中的作家小传最初或发源于文献整理产生的叙录，并随着集部文本的演进而渐趋与总集形制融合。韩山师范学院李琪慧老师作题为《王化与凶猛动物——韩愈〈鳄鱼文〉的思想解读》的报告。李琪慧老师指出，韩愈《鳄鱼文》融合了不同的文体——祭文、告喻、檄文，构成一种“破体”，这种奇特的写作风格是为了表达求道的精神。中山大学中文系梁丹丹老师作题为《欧阳修〈毛诗本义〉中的比兴观念及其诠释学思想》的报告。梁丹丹老师指出，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提出的“取物比兴”基于其所面对的诠释学处境，突破了汉代以来讽喻诠释传统的诠释局限。
第六分会场主要研讨宋明理学与心学，西安外事学院张丰乾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老师作题为《工夫的多重维度及其超越——王阳明工夫新论》的报告。陈畅老师指出，阳明良知学的目的不在于远离世俗，而是以彻底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方式恢复与世界的本然一体，回复生命的本真状态。北京师范大学吴祖松老师作题为《湛甘泉的勿忘勿助说——兼论其与王阳明之争》的报告。甘泉和阳明在“勿忘勿助”上发生过争议，源于他们对“主一”的不同看法。中山大学的黄友灏老师作题为《东林人士对朱子朋党论的接受研究》的报告，高攀龙在不同阶段接受、运用、发展朱子朋党论的历程，展现了东林士人如何在晚明的纷纭政局中因应党议。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王赫老师作题为《宋元四书学中的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的报告。王赫老师以《中庸》中的知行论为例指出，“四书”中具体的文本结构直接影响学者的注解，从而影响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对经文上下文关系的解释是中国经学的根本方法之一。南京师范大学王新宇老师作题为《朱子史学“正统论”的三重意蕴》的报告。王新宇老师指出，朱子史学的“正统论”集中体现在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纲目》之中，可以分为三重意蕴，即：大一统、严君父、致王道。
第七分会场由深圳大学李辰副教授主持，围绕先秦思想展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志荣老师作题为《论〈老子〉中的“常”“知常”与“习常”》的报告。今本《老子》“致虚极”章对“常”的讨论侧重于“道论；“含德之厚”章则更偏重于“德论”；“天下有始”章讨论学习“常道”、涵养“常德”的道理。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李为学老师作题为《革命的保守还是无为：海德格尔与老子对读》的报告。李为学老师从此在、时间和语言角度对勘了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以期达成对海德格尔的深入理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马硕老师作题为《先秦兵学从“礼”到“权”的演化理路——兼论〈司马法〉及〈孙子兵法〉》的报告。报告指出，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体现出先秦兵学从“道”到“术”的转变。
16日上午第三分会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刘志荣教授主持，围绕儒学与理学及其后学展开讨论。广东省委党校杨基炜老师作题为《中西会通视域下的理学知识论转型》的报告。杨基炜老师指出，以方以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融贯中西思想资源，实现“理”的知识化转向，并将“理”析分为“物理”“至理”“宰理”，创造性地推动理学知识论的发展。同济大学尉学斌老师作题为《清代〈尚书〉学平议》的报告。皮锡瑞再判阎、毛学术公案，目的在于完成对整个清代《尚书》学的彻底梳理。深圳大学李辰老师作题为《圣人何教：论一种通向实践的教化经学》的报告。李辰老师指出，简朝亮在《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子适卫”章长疏中，梳理并探讨了汉宋经学漫长的诠释历史及《论语》教化观念。北京师范大学秦行国老师作题为《伦理、政治与文学：论刘师培〈诗经〉研究的多重性》的报告。刘师培将《诗经》视为唱歌之课本，也引用《诗经》讨论“公”“私”问题。中山大学傅锡洪老师作题为《严分体用与就体言神——论牟宗三对宋明儒学的双重误解》的报告。牟宗三仅就体言神，不仅排除了与体相对的用，而且违背了明道体用互溶的基本取向。牟宗三忽略了朱子思想中神与理联系的一面，也忽略了理本来具有的活动性。
第四分会场围绕中医与古典音乐展开研讨，由中山大学赖区平教授主持。中国中医科学院闫敏敏老师作题为《中医经典诠释研究方法刍议》的报告。闫敏敏老师指出，近些年科学哲学、科技史等学科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反思科学，并认识到科学不应该成为评价诸学科的唯一标准，这种认识可以打破中医学的自证焦虑。广州中医药大学周登威老师作题为《〈金匮要略〉与出土简帛经方类文献渊源关系考》的报告。周登威老师指出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真实记述，《金匮要略》是张仲景基于早期简帛经方类文献编写而成。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浩老师作题为《医疗社会史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的报告。李浩老师指出医疗社会史为今人重返文学创作的历史现场开辟了路径。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殷亚迪老师作题为《气、情志与社会互动——中医情志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的报告。哈尔滨工程大学殷亚迪老师的《气、情志与社会互动——中医情志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接续“气”与抗争政治》一书的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展开研讨。殷亚迪老师从文化根基和作用机理两方面阐明的“气”，并对“气”及其与情志的关系展开类型学和现象学描述。广东工业大学陈开华老师作题为《心声：古琴中的儒家士人精神——以中医五音理论为视角的考察》的报告。陈开华老师指出古琴创制所蕴含原儒精神，古琴结构包含儒家文化特色，古琴琴曲表达士人精神。
本次年会特设博士生论坛10场，分别于15日下午5时和16日上午8:30分举行。本次参会的博士生共有50多名，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图宾根大学、多伦多大学、波恩大学等。
西学方向的报告共有6场，议题广涉史学、文学、哲学与宗教学，时间跨度从古希腊直到近现代，具体包含荷马史诗，修昔底德，古希腊悲剧，柏拉图的善与技艺，理念论、灵魂论与政治哲学，色诺芬的德性教育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培根的宇宙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孔德的文明史及尼采。
中学方向的报告共有5场，议题广涉经史子集和诗歌文教，时间跨越了先秦时代直至近现代，包含《尚书》，古今文经学之争，《诗经》笺注，《周易》研究，先秦道家思想，程朱理学，宋明心学，近现代儒家思想，近现代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的再阐释，以及诗教的应用实践等，不一而足。
博士生们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勾勒出了未来古典学人踏实、求真的风貌。期待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中砥砺精进，成为古典学的中流砥柱。
16日上午10:30，本届年会的圆桌讨论在怀士堂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洪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贺方婴研究员引言。贺方婴研究员表示，近年来古典学的发展有很大进步。比如《古典学研究》从辑刊转为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古典学研究室”和“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似乎可以谨慎地发问：中国的古典学时代到来了吗？贺方婴教授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科？古典学偏重经典文本研究还是考据等等？她最后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学科建制做整全的古典学。
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近年来中西学研究的进步非常明显，但危机也与机遇并存。古典学不仅是学科建设，而且关系到文明发展的大势。我们应该与三对张力——“中学与西学”“古代与现代”“文字与义理”相伴而行，时时注意平衡这些矛盾，而非完全化解这些张力。
中山大学丁耘教授认为，中国当代古典学的发端来自于上个世纪末学界的自发运动，到目前可以说古典学正在成为显学。但古典学现在是否到了一个学科化的好时机？丁耘教授呼吁，在这个时代既要勇敢又要保持清醒。要从小古典学拓展到大古典学，扬弃文明或文化的界限（例如中西的界限）、古今的界限（例如荷马与莎士比亚的界限），也可超越原来诸一级学科的界限。
中山大学陈建洪教授重点思考了古典学作为学科如何落地的问题。他提到，学科问题是博雅学院常年面对的挑战。博雅学院始终坚持培养人才的实践，强调阅读人类文明的经典，强调要打破专业壁垒。同时古典学需要思考，如何将中西文明放在古典学的学科框架之下，以建设跨学科的古典学。
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回顾了中国古典学在十几年间的发展历程。他指出，现在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年轻人在语言与文献功底上超越了上一代学人，但就时代关怀、古典心性和生命质地而言，比起前辈学人还是有所欠缺。柯小刚教授为此呼吁保持古典心性的天真，返回古典创生的本原。
中山大学副教授把近年来古典学的发展称为一场重要的“古典学运动”。在回答应当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学时，他归纳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包容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建设性，中国古典学正是面向一种新形态人类文明的建设而展开的。
洪涛教授最后总结了本次圆桌讨论，他提出，我们的圆桌会议本身实际上就是古典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引言，而学科建设的正文有待于我们从事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的人来共同完成。
16日上午11:30，本届年会的闭幕式在怀士堂举行，由中山大学董波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在致辞中感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承办本届会议。他深情地回顾了担任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期间的工作，并认为学会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天真”和活力，是学会不断发展的动因。随后，中山大学副教授宣布了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后的新一任理事会名单。其中，中山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当选为新任理事长。
丁耘教授为年会做闭幕致辞。他向原理事长吴飞教授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的卓越工作致敬，并表示将继承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的优良传统，努力推动我国古典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他再次提醒学会同仁，在当下的“古典学时刻”既要勇敢又要保持清醒，因为现代文明的不确定性对古典学的研习和阐发构成了考验。
丁耘教授宣布，下一届古典学年会将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和马一浮书院承办，主题为“六经与古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