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4科幻星云庆典在成都隆重举行，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同时揭晓。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罗小茗著荣获非虚构作品银奖。作为首部聚焦当代中国城市和想象力之间关系的专著，该书重在分析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串联并比较其中的“城市”意象，深入挖掘社会现实内涵，揭示隐含于此的“未来”意蕴。
下文为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白雪燕为该书所撰写的书评，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化发展与想象中的“未来”间的矛盾，引发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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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现代城市时，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强调应区分两类“城市”的存在。一类是被物质性的实践所构筑，以建筑物的实体形式凝固下来的城市景观；另一类则是由人们的想象所孕育，从文学、艺术等文化文本中再现而出的城市形象。这两类“城市”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人们积累日常生活感受、沉淀观念认知的空间载体，以及批判当下现实、畅想美好未来的思想资源。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城市化也同样重塑着人们的空间感受与未来想象，并显影于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上海大学罗小茗老师的近著《解锁未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一书就尝试从这一视角出发，将科幻文本中所呈现的“城市”视为一种技术与人类共存的隐喻性中介，在全球政治经济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对再度遭遇“未来”危机的中国社会展开一次“想象力”的批判性分析，以期寻找能够突围当前社会发展困境的可能路径。
作为人类文明的空间载体，城市的发展与现代化的推进密不可分。现代性所奉行的理性主义、人口流动、生产力解放、大规模工业化运动，皆在城市这一空间中得到了最为充分和集中的体现。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还成为了阶级分化、私有制确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组织的枢纽，被视为现代性矛盾与危机的缩影。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城市“未来”的构想长期处在一种被规定的“已然”状态，新兴城市空间的建设始终与执行“追赶性”的现代化政治目标相一致。可以说，作为物质现实被规划和建造的当代中国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城市的想象性落实，并与“国家”、“个人”、“技术”、 “科学”、“文明”等典型现代概念的移植与内化过程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得以有效嵌入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动员机制。
如今，在这场被推至高潮的城市化运动下，中国陆续涌现了一批颇具未来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在物质层面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拥抱，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现代生活方式”在社会文化认同层面的诸多危机，暴露出人们在适应这一舶来的“未来”时内心强烈的疏离感。正如罗小茗老师所指出的，“在看似‘自觉’实则被驱赶着‘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人们持续感受到的是权力的伟岸和自身的渺小，是城市生活的被动不安，以及对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不满、疏离和漠不关心。”
特别是“当城市的实际生长由大多数普通人的劳作和生活所滋养，理解和想象城市的权利却总是旁落他人之时”，这一割裂的感受就愈发强烈。作者认为，这种凸显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注]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在构想未来时必须直面的“先决条件”与“巨大障碍”。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在《解锁未来》一书中，作者细致剖析了中国当代科幻创作如何受到这种感觉结构的牵制与羁绊。
本书包含7个章节，前3章重点考察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城市构成的时空想象。后3章则着眼于城市生活本身，探讨了科幻作品中对基础设施、劳动、城乡关系以及文明观念的再想象，并延伸讨论了这些元素在构想“未来”中可能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最后一章，作者总结了科幻小说中种种试图“解锁未来”的尝试，并不无惋惜地指出，尽管这些想象往往能够敏锐捕捉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异化体验，但它们同时也难以完全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真正突破既有框架的限制。
在本书中，作者将科幻文本中的“城市”界定为一种技术与人类共存的隐喻性中介，通过区分其中所反映的“想象”与“想象力”的内在区别，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是否必须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
具体而言，所谓“想象”是指构成“城市人”主体性的“唤问”（路易·阿尔都塞语），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再生产既有社会关系而对人们施加的规训力量；而“想象力”则代表了作为“历史进程前线”上的新奇性（novelty），构成了希望的原理（恩斯特·布洛赫语）——关乎“社会实践如何历史地凝聚在人类意识之中”并向支配性的社会感觉结构发起反叛，这也正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切的人类从社会生活出发对一切异化现象展开的奋起斗争。
例如，作者以晚清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中国社会与现代性初次交汇之际对未来展开想象的重要坐标，探讨了其如何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想象力”，开辟出另类的表达空间——不同于将经济不平等指认为理想世界“首恶”的西方乌托邦传统，康氏认为社会不公的根源实为“气性不通”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隔阂。由此，他构想中的“大同世界”的城市设想，首先旨在打破“九界”（佛学概念），以塑造通畅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一种“天民气质”的养成地。在这一构想中，城市中的社会差异并非需要被抹平的对象，使人们真正能够体验“人生之乐”才是城市设计、技术应用以及政策制定所应秉持的根本原则。
作者还指出，在当代科幻作品的城市时空想象中，存在着一种“非同步”的现象。在“未来城市”中，高度发展的技术可以完全重置空间，但始终难以改变将空间视为稀缺资源以区隔社会的传统设定，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总是不可避免的与进步与落后、贫穷与富裕的对立话语纠缠在一起，致使“未来”的发展注定处处受制于现有制度的框架。相较之下，对时间的重置因必然涉及对其所承载的生命意义的重新构想，反而赋予了作者以突破性表达的可能。如《北京折叠》通过戏剧性的夸大劳动时间兑换生存空间的不公，将社会的时间属性有力地揭示为一种被刻意编制在城市制度中以实现剥削关系的社会设施。
这种“非同步”的矛盾还集中体现于科幻小说对基础设施的构想中——作为“定义城市和社会，并凸显无数细微差别的人类活动形式”，对基础设施的想象本应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共建、共有、共享”的可能形式，但在许多科幻小说中，其反而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现身。如《荒潮》中被垃圾回收产业严重污染的岛屿，其基础设施反而成为了垄断和控制人们必要生存资源的物质手段，引发了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与退化。作者认为，以上种种时空设想中所呈现的矛盾状态，实则反映出了当下城市现实的一种虚幻性：城市物质层面的技术进步，掩盖了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剥削关系未能被有效识别与革除的社会现实。
再者，对城市生活中“多余”的人的书写，也折射了对社会劳动实践中“余”与“娱”的深刻反思。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劳动力剩余；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仍需通过占有人们的劳动时间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实际已然分崩离析的生产关系（亦即剥削关系）不得不以各种荒诞的方式在“未来”中勉强维系。这警示我们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只要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征用，那么以“必要劳动”为名的剥削机制便注定会永远存在。而当这一思考被拓展到文明的尺度，如刘慈欣《三体》中“黑暗森林法则”所体现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屈辱至极的“被动”处境的深刻体认，就更加明显地透露出当代中国城市想象仍无法凝聚起足够的肯定性力量，以彻底扭转“丛林法则”式的悲观叙事，获取建设新的社会文明法则的主体性。
总体而言，如果以“挣扎出新的未来模式”作为最终目标，那么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所呈现的种种矛盾与困境，实则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一种隐秘而又强大的“感觉结构”——在“强势且正确的政府”的想象之下，是一系列“无从追责”的社会危机的不断滋生。发展主义叙事不仅悬置了关于“善恶”的都市伦理探讨，更使大多数普通民众只能沦为“未来”的旁观者。
这一与“未来”的失联，本质上也是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式微，而这实际暴露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艰阻所在。现代城市不仅是工业化的产物，更是商品关系的产物，在未来世界中，我们如何超越市场伦理，在私欲与利益之外重新确立善与正义，安放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成为了科幻写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似乎即使在想象的世界中，人们也难以找到出路。而将抗衡市场文明的终极力量寄托在计算机系统而非“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定，正如作者指出：“这恐怕是到目前为止，对未来的想象中，最为犬儒和无助的时刻。”
“未来”具有一种组织和缝合现实的强大能力，也正因此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征用，以遮盖其中蕴含的解放性力量。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对未来城市的想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将现代性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编码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是将科技力量推演至极致以彰显人类主宰位置的“智能未来”；另一种则是普通民众在其中注定“无用”的“异化未来”。二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科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一种“临界状态”，即作为个体的“自我”被剥夺和异化为一种“非主体”存在，并与社会整体的未来彻底失联。
我们如何突破这一“既定事实”，重新开辟通向新的想象空间的大门？《解锁未来》一书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即挖掘科幻小说等“边缘”文本中那些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解构和激进的重新想象，并将其与现实社会实践中的差异性力量结合，以共同孕育出具有超越性的社会想象。
本质上，这一路径直指文本与实践、想象与行动的内在统一。比如，创作于汶川地震后的小说《再生砖》通过一种低技术社会的未来想象“解锁”了一个以“废墟为起点和本质”的世界，从而巧妙地化解了“野蛮进化的重负和意义创造的压力”。这种想象的本源正是建筑师刘家琨在汶川地震重建中所开展的创新性社会实践。而同样的，肩负着列斐伏尔所述“重建空间使用价值之想象力”的城市建设专业者们，是否也能摆脱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系统，从社会中汲取“活的知识”，以社会性空间之营造使人们重新关注日常世界？
综上，身处文本与实践中的两类“城市”所呈现的“局部的突破”与“整体的受限”间的张力，将最终决定社会想象力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言，艺术的使命就在于通过新的知觉和反应去创造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因素，从而“照亮一些新的感觉，以把握和记录那些已堆积起来但未曾被认真描述的经验”。
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中,都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思想和体验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是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这种思想与体验的有机结构,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基本感觉结构,即支配和决定着这个时期的文化实践与创作，同时也是一种活的、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包含着去适应社会现实、改变社会现实的文化动力。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有关未来的想象力的重要标本。对此标本展开的学术考察和评估，则构成了这一想象力得以定型和变化的一项必要的条件。依据城市空间的区分、时间的重构、城市基础设施的构想、工作/娱乐观念的推演、城乡关系的演变、“文明”概念的转化，以及探索未来的想象路径这七个部分，本书循序渐进地展开这一考察和评估。
本书的研究，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小说研究、城市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作为首部聚焦于当代中国城市和想象力之间关系的专著，重在分析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串联并比较其中的“城市”意象，揭示隐含于此的“未来”意蕴。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研究、教育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主编《热风学术（网刊）》，发表《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被切割的城市：当代中国科幻的城市想象》《解锁未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希望”设定》等论文，著有《形式的独奏：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个案的课程改革研究》《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编有《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制造“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