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国外的旅行经历中，有一种能够快速洗去疲惫感和陌生感的经验，就是遇到同样说中文的人。这种语言的同频，会第一时间唤起彼此的认同感，在心中默默产生一系列的判断，对面这个跟我说着一样话语的人，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华人”，总之我们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同胞。
但是在身份证上，除了独属于我的名字和生日之外，还有“民族”一栏，写的并不是“中华民族”，而是“满族”。也许有人会对这种幼稚的问题不屑一顾，“满族”也是属于“中华民族”，不是有那首歌么，“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200年前，跟当时的人聊“中华民族”，可能会更加困惑。因为时值清朝的那时，可能就没有中华民族这一说，他们会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之为“中国”，这是一种由地理概念逐渐演化而成的认知，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祖先都认为我们生活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我们是天朝上国。
如果把眼光放的更远一点，中世纪的欧洲，同样也没有什么民族的概念，那时候国家都是以一种帝国式的中心辐射，一切最终的意义都指向某个君主，从君主开始向外一圈一圈的扩散，最终到边远地区的百姓。
我们所熟知的所谓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乃至是中华民族，也许存在的时间并不像我们潜意识中认为的那么久。
作为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王室，哈布斯堡王朝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如果有幸能在1900年前后接触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的话就会有一个略显滑稽的发现，在面见他时，所听到的头衔可能是：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梅里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
这个情节如果复制到满清末期，如果他们希望以此方式来称呼自己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于相声里满汉全席的贯口：
女真之王，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藏族、尔族之首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最高统帅……
直到现代世界之前，民族与国家似乎并没有划上什么等号，而民族也不过是一种范围偏小的文化、地域的概念。而随着欧洲在世界殖民进程的的兴起与衰落，各个殖民地几乎都打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旗号纷纷独立建国，这时，“民族”（nation）这一词才开始逐渐有了主权的概念。
除了现实环境的变化带来对“民族主义”的需求之外，人们观念的变化也是推动“民族”降生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动因。
就像我们会将语言作为同一民族的重要表象来识别一样，语言在推进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去同族人可交流以及隔绝外族人之外，语言，特别是书写文字的广泛流行，改变了人们想象世界的能力。
这种能力最佳的体现就是对“我们”这个词的想象空间扩展上。如果时光倒回几百年，当时的人们对“我们”的想象力，可能就是他的父亲、母亲和孩子，或者是同宗同村的人们，但万万不会把那些远在朝堂之上的官员，镇守边疆的士兵想象成“我们”。
就如现在我们也不会把爱斯基摩人或毛利人想象成“我们”一样，在那时人们的生活范围被局限于一个生活所能触达的范围内，在那样的世界中识别“我们”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能够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等等。
而伴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书籍的大量出现，以及书籍所承载的文学内容和报纸上的新闻等，极大的扩展了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我们”的边界。这种媒介技术的推进，真正从观念层面改变了人类。让人可以在一个“共时性”的角度，去思考那些根本没有出现在自己生活范畴内的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远在国家边缘海岛上人的生活状态，可以想象居于国家中心的那些精英们的行动，可以把在当下这一刻自己的行为与更广泛的人群的行为相联系起来。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扩展出“历时性”的思考能力，可以去想象几百年前自己祖先在这块土地的生存方式，想象文天祥、鲁迅的存在。
正是这种扩展，给了我们一种对自我以外的空间、时间和人群的想象能力，也更容易为自己在更宏大的人类的历史角度，找到一个自己的落脚点。
而正是在对这种想象能力的推演下，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才将“民族”称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没错，民族是一种有限的想象，不会有人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覆盖全人类，所有的民族都是人类的一个子集。在这个民族的基础上，大多数现代国家宣布了自身的合法性，而国家的公民共享了这个民族的身份。
从某个角度来说，“民族”的想象是一种进步的，有别于传统的宗教共同体的想象（比如基督教徒、教徒）和帝国主义的想象（比如法兰西帝国、满清帝国）的那种强烈的中心性（所有的想象最终都指向一个中心，比如地理上：宗教的中心和帝国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宗教经典和帝国制度，人的中心：宗教领袖和帝国的君王），民族的想象更具有一种平等的特性，想象并不指向某一个中心，而是指向了一个更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顺着历史的河流，从古至今，从下至上，从世俗到神圣。
看看“无名英雄纪念碑”，想想我们所熟知的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先烈们，如果说生命对于个体是一种最为宝贵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为了“一个生命之外的”东西牺牲生命的呢？
如果把生命看作一个旅程的话，它可和记平台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指向死亡的虚无之旅，那么一个注定走向死亡的生命又能获得什么样更大的价值，以避免自己陷入一种虚无的状态呢。何况在这个注定走向死亡的旅程中，人们还要遭受更多的痛苦，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问题，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式的观点是无法解决的，冰冷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总是要死的，一切都将归于尘土。而所有的宗教对这个虚无旅程中，人类所遭受的苦难都具有充满想象力的解释能力，无论是原罪赎罪，轮回解脱，都可以在残酷的现实里给人一些温暖。
宗教式微之后，人们能够以足够强大的心理力量去自我救赎么？显然是不可以的。这时，民族主义所构筑的民族想象，让我们超越了自我的灵魂躯壳，找到了一个更大的栖身之所。
在民族里，我们看到自己生命存在之前的历史，也对身后事有了更多的期待。在一个注定死亡的旅程中，民族当中的人会发现自己有着更多操着同样话语的同路人，以至于我们不再孤单，同时也会发现死亡虽然是自己生命旅程的终点，但整个民族并没有停下脚步，会有人沿着自己的路线继续走下去，这种超越了血缘亲情的延续，让人在更一般的社会层面获得了一种深深的归宿感。
所以在民族中，我们有直面虚无的支撑，有走下去的动力，有为民族牺牲的勇气。不仅如此，民族之魂当中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的幽灵”，一种相对主义的自我麻痹。
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纯粹中快乐，而是在比较中获得满足。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比邻居过得好，不管是否依然是食不果腹，都会觉得幸福一些，只要别人不如我，我的存在似乎就有了更大的价值。
民族则是一种更大的“比较幽灵”，我们把自己投身到一个民族当中，用这个民族的全部与其他民族比较，以此来获得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感。这种危险的相对主义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些“普世价值”或者“真理”的忽视中，最终滑向极端的危险，不必多说，纳粹就是一个最佳的实例。
民族是想象的，且这个想象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在共同的语言、文化、地域的支撑下，民族中的人们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安全感。
但民族的想象也是危险的，一方面这种想象是可以控甚至利用，另一方面这种想象还具有变身为“极端恶魔”的能力。环顾四周，越是生活窘困且毫无反思能力的人，就越依赖于“民族”的想象，这种毫不费力气就能让处于困境的个体投身于一个更宏大的安全港湾的想象力，具有着毒瘾的魔力，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可以从民族的整体强大中获得片刻的弥补，哪怕连强大也是想象出来。
陷入恶性循环的“民族主义”，在操控想象、吸取民意、操控民意的路上会越走越远。而那些不自觉地民族主义者，在狂热和喧闹中，为想象中的“神圣”奉献了自己真实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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