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平台作为全球最富盛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安德森先生的扛鼎之作《想象的共同体》曾被翻译成国语言，在两百来页的书中，先生精炼而生动地畅谈了他早期对于东南亚民族主义的研究与思考，迄今依旧振聋发聩。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1]_
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理解为：语言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语言影响人的世界观；语言影响人的思维。[2]_
如果说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强调的是语言在人们认知中的作用，不同的语言体系意味着文化、价值观间的区隔。那么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则进一步强调了印刷在语言传播中的作用。
语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只有真正能传播开来，触及地理的“边界”，才能使得“边界”内的人形成对于民族主义的统一看法，这也是安德森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证“印刷资本主义”的原因。
虽然安德森出身于云南昆明，但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于中国的论及并不算丰富。主要以欧洲、美洲、东南亚各国为论证对象的“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华民族的建构上是否有同样的适用性？
在第二章中，安德森论述了三大文化体系：宗教共同体、王朝和对时间的理解，认为只有这三大体系被破除后，“民族”的起源和散布才得以建立。
但在中国，其实并没有一个像西方世界一样，能起到绝对统治力的宗教体系，无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未能真正成为一个全面信仰的宗教。在这个层面而言，宗教共同体之于中国，其实并没有全面存在。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等级森严，一圈一圈的权力体系构成，三纲五常，十分严苛，倒是符合安德森笔下从中心到周围的秩序分布。
而在时间观念上，中国人的思维并不是西方的直线思维，而更多是循环的圆圈。在西方不断向前螺旋式前进的时间观里，中国人的时间观始终是围绕某一个特定中心的。
因此，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其实无需打破以上三个要素，作为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年未曾被打破过的古老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自然便形成有关于民族的想象。
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真正开始形成，应该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因此，如果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应该属于第四波民族主义发展的浪潮。虽然中国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但中华民族的构建和殖民地民族有很大相似性。
根据最后一波在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的双语知识分子其实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但在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早期奔赴海外留学的学生反而成为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形成的中坚力量。
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在留学海外的学生之间构建出来，这些在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生成立如兴中会、同盟会等组织，在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进一步构建民族国家。
作者对民族主义的探讨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后殖民时代的美洲，之后论及欧洲、亚非等地，四波民族主义浪潮相继展开，但哪怕就最后一波而言，也已经是至少几十年前。而如果从今天，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再思考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有哪些影响民族主义构建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作者多次提及“印刷资本主义”这一关键概念，尤其在“印刷资本主义”下广泛普及的小说和报纸两大载体，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两者将语言固定，印刷术的发展提供大面积传播的可能，充分打破时空限制，让在“边界”内的人们建立民族认同。
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媒体形式得以充分丰富，从早期的广播、电视，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民族主义的构建在载体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尤以移动互联网而言，智能手机的使用门槛，无论从技术、价格各方面均不断降低，入网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再被“场所”限制，真正实现时刻在线，时空结构全面打破。
除此之外，互联网天生的开放与互动，使得人们不再仅是单向的受传者，而是参与到传播之中，成为民族主义构建的主体之一。在沉浸传播的当下，卷入的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人们受到的影响越大。
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往往有着明显的地理“边界”，它可以通过地图划定，往往与殖民历史有很大关系。
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各民族之间地理上的“边界”被不断模糊，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只要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认同某一载体上所传播的民族主义内容，都会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原先由于母国的制度性歧视所产生的“朝圣之旅”鲜少发生，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变得更自由。
与地理“边界”上的模糊相对的是心理“边界”上的日趋清晰，正如亨廷顿所指出，当前世界最大的冲突来自于文明_[3]。随着传播渠道、内容的丰富，人们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建构，出现“信息茧房”，而在不同“茧房”之间，矛盾更加明显，冲突也日趋激烈。
[1][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高一虹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06月
[2]高一虹．《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三期
[3]亨廷顿,周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J].世界历史, 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