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的话题，必然涉及时间问题。过去是曾经历的，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却很特殊，我们不知道什么将实际发生。一旦我们从当下向未来推进得相对远一点，比如 30 年、50 年、100 年……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我们对未来的把握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甚至愿意做一个独断性的判断：关于未来，我们一无所知。虽说如此，但我们对未来依然抱有强烈的兴趣，希望对未来有所触碰，由此，我们创造了各种探索未来的方法和工具，比如经济学或人口学的未来预测模型，社会心理学上的行动模型，或者科幻作品的思想实验方式，“科幻小说作为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性正是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宇宙提供实验性变种的能力”[1]。我们这里正是要对科幻作品进行讨论: 科幻作品是否具有对未来的预测功能———虽然这不是科幻作品主要的功能。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未来进行探索。我们知道这些探索都是可错的，都是可以调整的，一旦某些关键性的现实状况发生了变化，必须相应改变这些探索。如果假想未来必然像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展现，这样的观念必定是非常僵化的。然而，这种僵化观念却有简洁的好处，它带来一种让人愉快的 “美感”: 未来简洁而清晰。但实际上，未来隐藏在各种复杂的社会论述和对未来的阐述当中，我们很难发现它的真正踪影，我们天然会被各种因素所迷惑! 而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未来的时候，无论是猜测人工智能将统治人类也好，还是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的好朋友也好，这些猜测都是推测未来所必要的。然而，我们在持有某种猜测的时候，也必须对各种乐观的和悲观的论调保持警惕，对其持有批判的态度，因为对于未来，我们实在是一无所知，我们所能做的其实是根据实际状况不断调整对未来的期待，猜测未来发展的走向，这些都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些根据都可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不断淡化，甚至改变它的方向，这是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基本态度。
科幻叙事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1818年) 算起，科幻作品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但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还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作为伴随现代科学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在整个社会叙事中起到一种奇特的文化作用。有些时候，科幻作品中所描绘的科技情况得以实现，这就为科幻叙事披上了一层预测的功能外衣。尤其最近十余年来，“科幻”日益受到国人重视，国外科幻小说和电影电视的引入推动了科幻作品及其文化功能的发展; 甚至在某些社会叙事中将科幻叙事与科学实际混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叙事方式，这需要进行剖析。
科幻人工智能叙事中的未来其实深深地打上了当代文化烙印，因为这里的 “未来” 不是真正的时间维度上的未来，而是经由文本想象的概念性存在。在这样的 “未来” 中，隐藏着当下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与文化欲望，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未来，而是包裹着多种元素的形式化的复杂未来显像。由于它与当下科技发展的关联非常密切，并且某些科幻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实验价值，提出过新的可以实践的科技形式，它反过来也促进了当下科学技术的某种进展。尤其是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事，直接挑动了当代文化的核心关切，影响了我们对当代人工智能的理解。但这样的一种影响却是让人忧虑的，因为不仅社会叙事中存在着不自觉的技术与科幻相混淆的误区，某些科学家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混淆，导致整个社会人工智能叙事变得和记app官网极不冷静。或者极度追捧人工智能，或者由于人工智能未能实现某个想象，而对人工智能提出质疑。这两种倾向，不仅在一般社会叙事中存在，在以反思批判为主的哲学社会科学中也颇为常见。这里通过对未来的时间性质的剖析，指出不同科幻叙事所蕴涵的当代文化想象内核及当下特殊的概念内涵，对于我们区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工智能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远景想象其实是最能够驰骋想象力的，在《银河帝国》 《三体》等以宇宙为背景的科幻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远景想象。它往往将我们这个时代能看到的所有的未来可能性都展示出来，或者说远景想象其实是最具有形而上学特质的。在这种叙事类型当中，我们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未来趋向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遥远未来的想象，比如，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人工智能》，最后的场景放在 2000 年后，那时人类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度进化、能力强大的人工智能，他们几乎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可以进行生物再造。这种未来想象非常有趣，但又非常抽象，因为 2000 年的时间距离未免太长，我们很难预知这 2000 年间会发生什么，正如 2000 年前的人们也根本无法预知现在的情况一样，更何况，技术的加速度让 2000 年显得更加漫长，变化如此多样，可能性也异常繁多。《人工智能》提供了其中一种可能性。《时间机器》这部 19 世纪末著名科幻小说比电影 《人工智能》更集中地展现出时代技术与科幻想象间的关联。将这两部不同时期创作的科幻作品相对照，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所产生的不同的未来远景想象性质。《时间机器》创作时所处的技术状况对于我们来讲已经是历史，它的特征和性质与现在的社会状况和技术程度已经形成一种时间差，我们更容易在小说内容与时代技术状况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而电影《人工智能》则不具备这样的便利，我们还不能与我们的技术拉开距离，也没有超越现在技术的新技术形态作为否定性的对照，所以，这样的一种时代技术与作品内容之间的关联就不像 《时间机器》 所展现的那样明显。在 《时间机器》 中，主人公可以借助一种特殊的机器旅行到 8 万年以后，而奇妙的是，这种时间机器竟然可以像我们开的拖拉机或者飞艇一样，从上面可以卸下几个零件装在口袋里，以防别人偷走。8 万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完全分化为对立的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处于地面之上，优良懦弱，依赖地下阶级供养，但同时，他们又是地下阶级的食物; 另一个阶级处于地面之下，丑陋凶残，事于生产，但以地上阶级为食———这几乎是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结构的恶性发展! 仅仅过了 100 年的时间，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形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其实不是一种未来的实际状况，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所处的状况以及我们的文化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想象未来的方式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当然，任何一部小说和电影都充满了作家的主动创造，他可能沿着自己想象的未来情况进行创造，这些创造很可能超出一般的文化心理承受能力，比如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其结尾其实是超乎一般想象力的，因此，有很多评论者偏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失败的结尾。当然有的时候，由于我们并不能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一种基于当代文化要素形而上学式的想象。它的确能引发我们的思考，然而这样的思考其实往往是不及物的。因为它离我们过分遥远，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展开。时间距离造成的文化心理上的懒惰感，会因这种未来状况的巨大时间距离而对其反应淡漠。很多时候，这样的远景想象必须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形成对当代大众文化心理的强烈冲击。
中景想象往往关系到人类命运与人类生命的问题。地球人要不要移民太空? 人的生命能否突破百岁限制? 人类能否成为永生的种族? 相对于远景想象的形而上学性质，中景想象实质就是人的长久生存问题。由于作品叙事需要危机设计来推动情节发展，所以我们会在阅读中看到未来总是危机四伏、乱象频生，这可能转化为异星入侵，也可能转化为人类移民或个体永生。中景想象其实是一个过渡性想象，它不像远景想象那样遥远，对于遥远的未来，我们是不在乎那时人是否存在的。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如果未来地球上的人类没有被自己的造物所消灭的话，人类一定变得与现在完全不同，甚至可能成为现在所认为的神族。但中景想象还脱离不了人，它涉及的基本上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可能发展状况———想象人类可能变成什么样子，人类社会可能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组织，而这些想象是离不开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必然以其为基础。
在《三体》中，三体人发现地球后，在 300 多年的时间里，想尽办法要来占领地球，消灭地球人，地球人与三体人之间的争斗，就成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人类命运这样的科幻线 年以内，才具有直接的令人震惊的阅读效果，因为只有这种设定才能穿越文本虚构，直接引起我们对未来的忧虑。时间设定太远，往往会减弱故事的震惊效果，比如在《三体3》中，最终，地球在黑暗森林的宇宙原则支配下，被其他星球的神极存在所灭。这当然是一个暗黑的未来，但这超出了 300 年的时间，离我们太遥远，反而不如地球被三体人入侵让人震惊。
与人类命运同级别的题材是人类永生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库兹韦尔宣称 2045 年人类能够达到永生，但这样一个宣称，其实匪夷所思，可能性非常小。更有可能的是，某个人借助药物或生物改造，使生命延长，并随着时间进展，不断有新科学改造人类身体，进而使人的寿命极大延长，如此才能渐近式地达到所谓的永生。但这样的永生不属于人类群体，或者说由于代价极高，无法扩展到整个人类群体中去。但我们可以在科幻作品中驰骋想象，设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达到人类永生。不管怎么样，这种可能性如果延长到 50 年以后，比如说 50 年到 300 年这样的时间长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不断加速，永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然，永生会大大改变我们对身体、疾病以及生命的理解。在《拉玛》系列中，永生是人类一个可能的未来，但也正如主人公所疑虑的，永生的代价是不断更换身体，而这样一来，就像在 《拉玛真相》中尼可对她的亲密友人迈克尔发问的那样: “你还是迈克尔吗? 还是已经变成半人半外星人的混合体了呢?”[2]
相比较而言，中景想象也许是一种最不能够引起人们恐惧或者兴奋的时间修辞符，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修辞符，其实往往暗示着人类可以穿过 50 年的短期可预见性，继续发生变化。在这一时间过程中，预见性会逐渐模糊，与整体变化相关的参数不断被替换，新的参数可能加入，并从微不足道变为至关重要，而我们很难判断哪些参数会变重要，哪些参数看似重要，最终却会消失。但在科幻作品中，这样的中景设定容易引发让人激动的人类未来问题。随着 50 年迈向 300 年，这一变化渐渐指向一个很遥远的未来，往往我们的未来想象会停留在未来 300 年或 400 年的时间上，因为这时，所有目前看到的变化参数都会失效，未来可能完全不同，依据目前情况无法揣测，而这时，中景渐变的故事设计会逐渐消失，远景式的形而上学想象会占上风。在这里，科幻叙事设置一个人类的时间终止往往是一种有效的科幻表达方式，因为，在此处，人类之死或者终止具有特殊的时间性含义，这一时间性不是指真正的未来时间，而是指我们当下趋向未来的想象时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我们趋向未来的时间由具体变得抽象，现在的时间要素将被未来所消解，它可能带来一种现在时间要素永久失效的恐惧。在此，现在的我们失去了对未来时间的掌控，由此产生的恐惧感变得非常清晰，而未来越不可掌控，恐惧感越强烈。如果这一对未来掌握的失效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话，那么我们将把它命名为奇点来临。“这个词最初是物理学从数学中借用来的，它总是表现出对拟人化术语 ( 如把 ‘魅力’ 和 ‘奇怪’用于夸克) 的嗜好……物理中的奇点表示不可想象的大数值。物理学感兴趣的领域实际上并不是尺度上的零，而是黑洞 ( 甚至不是黑的) 内理论奇点周围的视界。”[3] 库兹韦尔将奇点运用到人工智能的社会学意义上，他指出人工智能奇点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人脑能否彻底计算，产生全面超越人脑的人工智能问题。[4]这一问题延伸出来，就成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人类将彻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未来。用这种想象作为时间休止符，可能会直接过渡到远景想象，一种形而上学想象。
近景想象是一种将时间距离设置为 50 年左右的想象形式，比如说，系列剧 《黑镜》 和电影《她》等。当然 《黑镜》很可能混合了中景想象和近景想象。《她》基本是一种近景想象，更集中地展现了未来 50 年的情况，因为周围世界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生活方式却产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与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据关键位置并结合在一起。近景想象最能刺激起当代文化心理的恐惧感和兴奋感。兴奋，是因为我们看到生活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奇妙的改变，我们真的就能够跟一个机器人谈恋爱，并且深深地爱她。我们认为她 ( 它) 有丰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甚至与真正人类之爱相比毫不逊色; 恐惧，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将导致人可能变成一种非人类，或者说，是一种后人类。
近景想象和远景想象虽然时间想象形式不同，但实际上具有同样的形而上学功用。它从两个角度引发我们的形而上学兴奋和恐惧。一方面，近景想象带给我们无限未来的纯形式演进，它实际上是我们当代科技和文化心理相结合，并混搭出来的无限之维的思考，这样的思考虽说是当前文化观念的主要形式，但它未经严格批判，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相关变化，只考虑一个因素的无限延伸。而我们知道，单一元素的无限推衍其实是不可实现的，一个社会构成元素发生变化，必然带动其他社会元素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实际的科学技术发展从来不是单线突进，如果社会文化心态与伦理、法律观念等等没有相应进展，只会带来剧烈的文化震荡，这在对克隆人争论时发生过[5]，在不久前的人类基因改造中也正在发生[6]。当一种因素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整体因素都会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是仅从几个元素来思考未来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随着我们对未来的各种文本的不断复述和覆盖，这样的文本陈述慢慢显示出它其实是一种单调而纯净的形而上学性质的陈述，是一种可笑的单调函数。但这并不减损其存在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未来想象深深地植根于当代文化想象中，虽然从故事内容上看起来与同时代文化之间似乎距离遥远，但从其不经意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文化在作品中的折射。就好像 100 多年前威尔士写作 《时间机器》的时候，他想象 80 万年后，地球上存在两个阶级，一个地面上的优雅的羸弱的阶级，爱洛依人，一个地面下凶恶而强壮的阶级，莫洛克人，阶级和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养和相食的关系。这是 19 世纪末关于资本主义两个对抗阶级的形式化想象。这一形式化想象被赋之以 80 万年的时间长度，这也反映了时代文化想象的某种稳定性。这一稳定性并不是文化自身具有的，而是想象形式具有的，这一想象形式可能很快就发生变化，从 80 万年变为千年或几百年，比如阿西莫夫 《银河帝国》在恢宏的宇宙背景下描绘千年银河史诗，而 《银河帝国》 比《时间机器》不过晚了大约 40 年，在这些年里，科技与文化迅速变化，想象形式得以急剧扩张，超稳定的形式想象变得快速，这是文化本身的折射。
一个有趣的中国科幻文本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于 1902 年，故事内容是 60 年后的中国人回溯这 60 年的中国历史。小说设想中国一直沿着君主立宪和共和的争议进行国家建设，所以主人公们进行政治道路的争辩。小说没写完，但近景想象特征很清晰，改良立宪是一条主线 年，再回头看这些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根本没有考虑到科技的相应进展，同时也没有考虑到政治变化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在指责作家缺乏想象力，而是指出任何科幻创作都只能是沿着某个元素或某几个元素向前推进，这些元素的变化相对于同时代阅读趣味而言，足够达到震惊效果了，而其他不变的元素，则直接取材于同时代状况，并潜在地将之视作终极状况来对待，并且对于这一终极状况进行形而上学式推演。对于科幻作品而言，这是无法避免的，是想象力的基本特点，我们不可能超出这样的局限。近景想象最能够引发我们的恐惧，因为它暗示一种将要到来的状况，尤其是，在这样的时间范围，[7]我们能够发现某些元素改变极其显著，其他元素则相对迟滞，而我们的文化心态正好处于迟滞的那一边。正是如此对照，才能产生一种社会性的焦虑或恐慌，仿佛我们被技术、被人工智能抛在一边，甚至被其替代。时间形式被设置得越近，这一恐慌感越强烈。我们忘记了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同步进行的，虽说某些元素可能在发展中被抛在一边，但必然有新元素将之替代，并完成人类自身观念的更新。这一点当然应该是隐而不彰的，否则，科幻作品的效果就会减弱。我们愿意在作品中被吓倒，这可能产生美学效果上的崇高感，但在社会叙事中，如果同样被迷惑，在实际生活中被吓倒，对这一时间叙事结构的错位视而不见，那么，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叙事就必须进行澄清和调整。
科幻作品的人工智能叙事与当代人工智能的社会叙事有着很大差别，但在当代社会叙事中又往往不经意地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其中当然有旧媒体和新媒体的推波助澜———越是新媒体越喜欢对社会恐惧推波助澜，因为这可以 “恰切地”引发人们的焦虑和单纯快乐，其真实目标是增加新媒体的点击量，所谓 “真”之寻求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8]但三人成虎，社会叙事沉浸其中，不免最后也把自己吓倒。
我们反省一下就会看到，今天各个专业的人士从各个角度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在于它对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是人工智能伦理、法律，还是未来的生活形式，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想象的成分。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并非全部真实，而是一种既有真实，又有虚构的东西，但是虚构不是贬义，它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一独特的力量与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一种科学技术能够把我们带向对未来的彻底忧虑。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都曾引发人们的焦虑，担心人类就此异化，人将在这样的科学技术发展面前变得不太像一个优雅的古典人了! 我们希望把自己认作一个优雅的古典人，并且认为保持这样的特质是一个非常聪明而明智的选择。席勒认为，一个优雅的古典人一定是感性与理性合二为一的，否则就是片面的人，不完满的人。“理性根据先验的理由提出要求: 应在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有一个集合体，这就是游戏冲动，因为只有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才会使人性的概念完满实现。”[9]毕竟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时代，最终获得了独立性和自由人格，这是我们倍加珍惜的。技术若伤害了这一人的本质性完满，就必须批判技术。现代思想家对技术的批判达到连篇累牍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些技术最终都与人达成了和解，新技术与古典人的理想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工智能难道不能走这样的道路吗? 一个重要理由是，人工智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奇点来临。所有的社会叙事其实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展开，所以目前人工智能虽然还没有达到对人类自身发起挑战的程度，但我们总是预设人工智能将会以人类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比如AlphoGo 已经充分展示了这一进展速度，最后只能把它停下来，因为人类棋手再也无法战胜它，继续发展它的棋力已无意义。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过人类，那么，地球上将存在两种顶级存在，一种是人类，一种是人类的造物———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摧毁人类，这不能不引起人类的恐惧。围绕这样一个奇点叙事，整个社会叙事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态度: 拥护或反对。拥护人工智能者认为上述叙事只是一种忧虑，人类最终将超越肉体，达到人机融合，如库兹韦尔; 反对人工智能者认为这是人类的悲观未来，如巴拉特。[10]由此，人工智能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彰显，它几乎摧毁了所有古典优雅的人类表征，直接将我们带到生存或毁灭的基础问题上。一切既有的价值都可能被抹平，像尼采所高扬而我们却在忧虑的: 一切价值将得以重估。当然，所有这些叙事在引发忧虑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这一叙事形式把未来的近景想象和远景想象不幸地混淆一处，并与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嫁接，以至于我们从一开始所讨论的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伪命题: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意识? 是否会消灭人类? 我们充满恐惧地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自己的自主意识，这会让它具有全面代替人类的动力。但更多时候，自主意识是一种概念嫁接，而不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类，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幻构想。
我们在目前的人工智能社会叙事当中也看到一种错位的对照: 我们从来都是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11]与单个的人的智能进行对照，在这种对照中，我们发现了人工智能的极度强大和个体智能的极度弱小。这样的比较忽视了人类智能的集体性质。而这样的一种错位对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显现给我们的 AlphaGo 是一个人工智能形象，而它背后的所有计算系统和人类设计者的努力往往被忽略，这样一来，当它与李世石和柯洁下棋的时候，我们以族类思维的方式来区分人工智能与人类，认为人工智能对战人类的结果必然是完胜的，但却没有看到一个情况，单一个体很难与一个系统相对比。我们在看到深度学习让人震惊的同时，也忘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工智能，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体在战斗。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缺少不了人的控制。但我们很可能受到社会叙事的诱导，把它当作一个个体来对待，因此，我们才会问，人工智能具有自由意志吗? 它会控制人类吗? 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毕竟也是人类智能发展的整体状况中的一部分，而这样的整体情况其实将带给我们更新的，或者说，更趋乐观的可能性，也许未来并没有任何的奇点，甚或反过来说，我们本身就在奇点之中，但是，我们已经自如跨过奇点而怡然自得。我们发现，其实人类完全可以超越限制自身的观念，进而甚至超越我们自己的身体，虽然是部分性的，以达成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当然，这种看法依然充满对未来的想象，但这难以避免。我们绝不可能因为判断中包含着想象性因素而停止判断，而只会让这一判断小心翼翼，努力将判断的周边情况搞清楚再审慎地决断。在面对未来的过程中，这一审慎态度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必要方式。
必须要提醒的是，科幻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描摹世界的方式。作为文学文本，它有两种基本方向:作为科幻，它是一种基于现代科学而展开的未来想象; 作为作品，它首先是一种叙事文本，这决定了它是为当下的某种目的而创作的，尤其是面对着当下消费愿望而创作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关注消费者的欣赏口味。脱离开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科幻作品的基本性质。基于这两点，必须指明科幻作品的两种力量: 人工智能未来承诺与当下读者要求。首先，必须有未来承诺。科幻作品作为一种描摹未来世界的类型，它对未来做出了各种描绘，对未来世界的方方面面持有明确的判断和观念。作品一旦成型，就建立起对未来的承诺。作品内部的判断和描绘都可能以某种形式在未来实现，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实现。我们回溯一下 200 年来的科幻作品就会发现，有很多科幻小说在其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现实，比如说克拉克的 《太空漫游》系列，他以逼真的细节描绘了太空漫游中的各种情况，既惊心动魄，又在技术上充满天才式的精准描绘。1970 年代末出版的 《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反响。很多小说里描绘的物件在其后出现了，比如电子表、人工种植、机器人等。这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认为它可以预测。但是无论怎么样，它的性质都是叙事作品。既然是作品，它的叙事文本特征就是一个关键性质，它总是打着未来的旗号，其意图是引发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没有这一点，就不能够保证它是一个成功的叙事文本。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阅读趣味才是科幻作品的真正动力，而人工智能的未来承诺，不过是一个可以刺激这一兴趣的表层力量而已。
因此，我们看到，科幻作品对未来场景的想象和描述充满魅力，但其根本在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对应，科幻作品所描绘的未来技术基本可以用目前炙手可热的名词代替: 人工智能———所有那些超越现代技术，达到更高级、更便利的技术应用都是人工智能。由于当代技术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智能性，科幻构想更要超出当代技术，迈向与人的某种能力可以比拟的复杂功能，而这又代表未来技术方向。人工智能问题所带有的想象特征隐藏在各种社会表述当中，是构成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 围绕人工智能所展开的种种未来性的讨论，无论我们是对它恐惧，还是对它持乐观态度，都是我们通往人工智能的必由之路。它以一种基础性的反省未来的方式训练社会心理，为人工智能世纪的到来而做必要准备。这些准备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任何一种关键性技术不断进步并在社会改造中运用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心理也在抛弃旧技术、拥抱新技术中得以迭代更新。但是，一个可能情况是，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整个社会心理有可能无法跟上技术进展，这样很可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进而引发整个社会文化心理、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巨大震荡，甚至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点从从 20 世纪末延续至今的克隆人风波中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克隆人类这一项对人类明显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会被法律禁止? 这是因为这项技术将带给人类整体伦理性的困境，我们到底会赋予克隆人以人的地位，还是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生物体? 克隆人是否应该享有各种人权? 克隆失败应该如何解决?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的文化伦理状态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样，人工智能状况可能很快面临这样的困境，比如沙特阿拉伯准备授予一个叫索菲亚的 “女”机器人公民权，[12]这本身就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举动，虽然我们也知道索菲亚是一个行为僵硬，而且语言表述有局限的机器人，但是，可以预期，经过更新迭代之后，她在外表和行动上会与人慢慢接近，在未来某个时刻，也许会达到外观上不易鉴别的程度。虽然这个时刻有可能会在30 年或者 50 年后，也许更长，但是它终将到来。一旦达到某种程度，我们回顾这一事件的时候，甚至会说，这一刻，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奇点时刻，这一刻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对于现在就可能身在其中的我们来说，除了觉得有些奇异之外，并没有如想象当中那样激烈。———奇点也许本来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它其实是一个概念性问题，即到底什么是智能，或者说 “人工” 二字是否合适? 或者甚至是，我们未来是否要有仿生人?人到底需要如何定义? 我们的观念、心灵方面的问题该如何面对? 诸如此类。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展，可以想见，既有的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话题，都可能在概念上发生改变。我们此前在谈论美学的时候，往往把动物当作对比对象[13]，但我们现在必须以人工智能为对比对象，这样的谈论方式将带来哲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文学等一系列观念和概念系统的转变。如何对接? 如何应对变化?具体的改变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是未来几十年挑战我们的问题，进而产生出新的目前暂时无法设想的可能性。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开放我们的观念，为这一变化准备好心态，这样才能把它接受下来。最终，将人工智能当作另一种与人的智能并行的智能形态接受下来，围绕这样的观念建立新的文化形态，进而将人工智能问题引入到人的领域，并对人的智能本身产生新的认识，使所谓的人工智能的问题演化为人自己的问题。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 356页。
[2]阿瑟·克拉克、金特里·李: 《拉玛真相》，胡瑛译，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468 页。
[5]克隆人问题是 20 世纪末最重要的一项技术。虽然克隆动物已经出现，但克隆人类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不能成为实验品，这是基本伦理底线。很多国家立法禁止克隆人类，但也有一些 “疯狂”的科学家宣称一定要克隆人类，只是克隆人类的技术看起来暂时不太成熟。
[6]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对胎儿进行基因编辑，以消除艾滋病感染的危险。这一做法引起了轩然，被认为违反了科学伦理。相关报道和评论难以计数，这里只列一条 《南方周末》报道，参见李惠琳、鄢子为: 《起底贺建奎，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缔造者”》，http: / /。
[7]这当然其实只是一种时间形式，但这一时间形式却与真实时间具有形式上的同构性，所以我们会自然将真实时间的内涵带入其中，引发某种虚构中的时间感。在人工智能的社会想象中，这一机制同样起着作用。
[8]此即 “眼球”经济的基本原理，吸引注意力是最重要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所以在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原则经常以一种刺激道德感的方式表现出来。
[9]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9 页。
[10]参见巴拉特: 《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闾佳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11]我们在将 AlphaGo 与棋手进行比较的时候，往往把它当作一个人工智能个体，但它却是人类科技整体进展的展现———同类其他科技发展都将被淘汰，所以这样的人工智能个体从来不是一个 “个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 “整体”。
[13]比如我们一直列为美学经典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论及美的创造时就是与动物相对比的。参见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0－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