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电影观影方式，是一种观众在影院这样一个实体空间中亲身而坐，形成一种观影的“实体的共同体”。每一位观众虽然可能与影院中的其他观众并不相识，但同一场电影的观众之间能够彼此看到对方，能够实现在实体空间中的亲身经验性接触。
而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典型的电影观影方式显然已经遇到新媒体化、互联网化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初始形态从大约20年前就开始了，彼时开始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已经逐渐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和电脑在线观看，或者下载电影到本地电脑中观看的方式。由此，同一部电影的观看人群无法实现亲身相见，而是观众在各自不同的时间、空间里自行观看，他们在观看时也会想象有其他不计其数的观众通过各种电脑屏幕曾经、正在或将要观看，形成一种“有时间差”的观影的“想象的共同体”。
如果说上述通过电脑的观影方式可以称之为“独自看”，那么近年来“集体看”的“云观影”则将在线观影的方式又向前拓展。最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云观影”的形态兴起，为观众身体与影片观看的关系提供了新样本。“云观影”形态已然不是观众自行在各自方便的时间里观看电影，而是形成了一种“无时间差”的观影的“想象的共同体”
具体而言，一些互联网平台组织的“云观影”，能够实现超过25万人“隔空”集体观看，弹幕交流超过2万条。“云观影”在相当的程度上复制了实体观影的流程，例如通过二维码生成电影票，并约定放映时间，在约定时间内网友同时同刻一起观看某部电影作品，且在观看时无法自行快进、停顿，平台方也禁止观众剧透。“云观影”活动大多有固定的页面、时间、形式和特别的视觉设计、主题设计等，甚至还有电影票，可谓一种别样的大众“互联网仪式”。同时，不少隔空观看的活动更有不少在传统影院中难以体验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在播映之前，会有专家讲解作品背景；在播映过程中，会有专业的电影自媒体人根据剧情同步解说；主办方还会邀请相关明星进入直播间，与观众线上互动；观众在观影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弹幕、评论区留言等形式同步沟通观看心得，还可以通过因“云观影”而建的微博社群进行群内交友和专业级的“烧脑”交流；主办方还会设立如“情人节观影”等观看主题，聚拢圈层化人群观看等。
随着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扩展现实(XR)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这些技术有效解决“隔空”不在“场地”但却能在“场景”之后，同时同刻在线集体观看的形式应该将会有不断创新的发展，其样态会不断丰富、类型会不断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对“隔空在线+集体行为+同时同刻无时差”的观影状态进行及时预判。
“云观影”的实现是电影与大众传播相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多层次、即时传播能力的结果，这与典型电影的影院传播和接受方式有鲜明的差异。
在隔空的“云观影”中，规模庞大的艺术接受者可以同时同刻的欣赏同样的艺术作品，这种“休戚与共”之感本身就召唤着艺术接受过程中的共享、分享、沟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他艺术接受者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之所以是一种“想象”，是因为共同体内的艺术接受者，其身体与其他接受者远隔，难以与其他大多数成员亲身见面、相识，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其他成员；但是他们却知道彼此有共同的行为和价值的认同、倾向于接受类似的传媒艺术作品，甚至成员们知道彼此在同时同刻做同样的事情（如欣赏同一部电影作品）。“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具体成员的肉身都是实在存在的，但是共同体在整体上却是虚拟意义上存在，是共同体成员在心里想象出来的。在想象时，艺术接受者个体除了有想象的主体性之外，也可以变成同处一个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或者变成了其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成员。
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用户的个体身份认同发生了极大变化：私密的、匿名的、虚拟的个体身份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情况。虚拟影院同步搭配虚拟社区，正是电影接受者对共同体想象的最新状态。网络的存在，可以使不同的大众个体因为某种一致的因素（如同时同刻观看同样的电影作品），迅速而大量的“一汇而聚”，虽然是虚拟的聚合会面。这种一汇而聚既可以是陌生人之间的临时“组队”，也可以是在熟人群体和圈层中不断形成更强关系，总之这种“汇聚的时刻和记ag”常常是强力的、意想不到的、丰富饱满的。网络时代的匿名与虚拟特征使得这种“汇聚”无伤于参与者的人身，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不必承担什么实际的人身后果，这也促使了“汇聚”的强大、丰富与多样。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电影+互联网”结合之后所具有的传播特点、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让共同体的数量体量、维系程度、对个体和群体的干预能力、对电影本体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的电影传受方式有相当差异。传统电影观影方式形成观众亲身相见的“实体的共同体”，与远程观影形成观众身体隔空隐匿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上述论点的典型体现。
甚至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看，全球也被媒介技术发展建构为“一条神经”。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对此都有论述，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共有一个“地球脑”，共有一根巨大的“神经”，信息可以数千里即时传递，供人们同时同刻感知同样的内容，进行同样的想象，并且想象全世界无数人都在同时与自己做同样的事。“我们”是一个紧密的被聚合的整体，“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地球脑”的一个脑细胞，每个人都是地球神经的一根神经末梢。
“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是著名美国东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著名理论，它的原意指“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最初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原本是用来分析政治、社会、传媒等领域问题的概念，本文借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但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如下延伸。
首先，“想象的共同体”不仅可以指民族，也可以指多种身份与认同的共同体，例如“云观影”所最终塑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范畴，也超越了地域的范畴。
其次，这种“共同体”是以多种共同特征组成的群落，维系共同体的线索也是多元的，如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的传统、共同的行为规范，甚至共同的爱好等比较个人化的元素等。“云观影”之所以能够对大量的观众有召唤就依托了观众共同的喜好习惯、行为习惯、价值习惯。
再次，“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手段，也不仅通过文字阅读，可以是更多地通过艺术接受来实现。例如通过“云观影”的观看、感知、交流、分享，形成上述喜好、行为、价值的“共同体”，使“共同体”成员自觉产生认同感、向心感、归属感。
最后，“云电影”塑造的“想象的共同体”，艺术传播的大众化只是其生成的条件，而从根本上说其存在更是一种艺术接受者的“主动需要”。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艺术的“想象的共同体”与其他领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不同。
如果从媒介的视角看“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我们发现其塑造的手段、主导的符号也常常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相连，也总是主导文化与亚文化群体互相斗争的结果。麦克卢汉认为，印刷媒介对人民拥有广泛“认同”感，有巨大的培养作用。他认为印刷术作为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识字和教育的普及，这“在印刷术将地方口语变成地域广阔的大众媒介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肯定了印刷媒体构建共同认同之后，麦式也肯定了照片消除时间差别和空间距离的作用，认为照片消除了民族疆界和文化壁垒，使人类卷入“大家庭”。此后，广播使埃及古老的骑在骆驼上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促使带有“统一”色彩的民族主义的达成。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德国。麦式称广播为“部落鼓”。
从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安德森认为民族的想象，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艺术接受中形成的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同样也有这种深层的牵涉。曾有学者以电影为例，在国家认同的层面上论述了传媒艺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我们将其单独拿出来说，或许可为本文的论述增添一个注脚。艺术的功用常常不都是软性的、轻灵的、精神贵族的；也常常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非艺术指向的建构。“电影不但帮助美国人民创造了归属感，更为消费这些电影的美国人赋予了某种身份……通过对流通符号形式中所展现的‘美国身份’加以分析，我们可以揭露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关于‘美国性’的共识或想象。”
作为早期电影的代表作，出品于1915年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其拍摄成本约11万美元，最终票房收入却高达1000万美元，成为当时最为赚钱的影片。在商业利润爆棚，观影人数庞大的背后，该影片在早期电影阶段便饱富想象共同体构建的深意，极大地展现了美国身份与价值的高扬。影片中“卡梅隆（Cameron）一家是格里菲斯（D.W. Griffith）心目中美国式家庭的典范，其每一位家庭成员身上都体现着传统价值观的美德：卡梅隆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绅士；卡梅隆夫人是一位举止端庄的母亲；其三个儿子，尤其是本恩（Ben），则是勇于捍卫家庭的幸福与荣誉、亲人的安全与贞操的勇士。值得一提的是小女儿芙洛拉（Flora），影片最具震撼力的一幕即她宁可粉身碎骨也决不委身于黑人的悲壮场面。良好的声誉、男性的担当与女性的贞洁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教家庭的基本道德要素。……在获得快感和愉悦的同时，他们（指观众——引者注）在明星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状态的美国人应有的样子。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他们可以看到明星的表情、动作和身体的细节，这使得‘美国性’在媒介中的展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与具体”。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自全球的移民从人种、容颜、肤色，到语言、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差异往往较大甚至迥异，将这些移民排除在美国固化主流社会之外的，不仅是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势弱，更是被边缘化了的政治与文化身份。而同时，美国能在移民潮中没有陷入混乱，电影这一相对廉价的娱乐方式成了调节手段，它为势弱的阶层营造了想象的空间，也让强势阶层因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通过电影被弱势阶层效仿而“心满意足”。早期美国电影观影人数的激增——从1922年的每周4000万到1928年的每周6500万——也便顺理成章。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更多的是在梳理“想象的共同体”的源流，以更好地以“想象的共同体”来阐释本文论题。而本文所及的“云观影”因观众身体在“场景”（在观看电影的场景中）而非在“场地”（身体并不共在于电影院）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关联度弱，更多是指一种同时同刻“隔空”观影的状态而带来的虚拟共同体认同。
类似于“云观影”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达成，有不少塑造和维系的条件、方式，约述如下。
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说，“云观影”的“电影+新媒体”的复制生产、弗远传播、卷入大众的能力极高，这是基础性的条件和方式。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曾言：“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显而易见，网络新媒体以其技术手段，对“想象的共同体”的“重现”能力要远远高于报纸与小说的年代。在论述“想象的共同体”时，安德烈特别强调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对“想象的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而凭借媒介科技，“云观影”的同时同刻性可以将“同时性”打造与传播得更为到位。“云观影”的观众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可以既“隔空”又“同时”且“大量”的汇聚，这是“现象的共同体”依托技术发展的最新状态。
第二，从观众心理角度说，被孤立、抓不住任何依靠总是令人不快的、担心的，这与人的胎儿阶段对母体的依赖有关，这在相当程度上促发了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同伴，寻找归属，寻找共同体。
虽然审美趣味判断常常是个人的、主观的，但它同时也可以很容易走向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共同性”。一则，人类整体的审美趣味总有一定之规，“根据人类具有共同感觉力的假定，一切人对认识功能的和谐自由活动的感觉就会是共同的”。二则，人总有一种潜意识，即根据自己的趣味假定他人和自己的趣味是共同的，这是人避免孤独、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我慰藉。
因此人总有下意识地寻找同类、寻找群落的倾向，以获得踏实与依靠感。而在当下，人类以散落的原子化的状态生存着，亲伦、血缘等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始手段被越加彻底地斩断，人与人之间在现实躯体意义上较之以往更为孤立。类似于“云观影”营造的“想象的共同体”，既满足了人类寻找依靠的原始心理，又符合当下这个媒介时代人们的现实心理，更难能可贵的是慰藉了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的孤独、苦闷、恐惧的心理。观影的共同体成员之间虽然互不相见、相互匿名，但踏实地相信彼此正在从事同样的、同时进行的、稳定的活动。况且，众人共同、同时地进行快感接受，往往会增大快感的效力。
同时，在传媒艺术时代，符号爆炸式地增长，信息拥挤地弥漫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之中，面对符号和信息的铺天盖地，原子式孤独散落的个体势必会产生符号与信息焦虑，解决焦虑的重要办法之一也是寻找共同体：通过国家、民族、身份、语言、性别、年龄、爱好，及诸多关系聚合在一起，避免被孤立之后产生的不确定感，抵抗符号与信息内爆带来的焦虑感和威胁感，以此寻找心理的平衡。
第三，从观众身份角度说，“云观影”的电影接受者，由于是以非真实的、暂时的、虚拟的亲身参与电影，这也促使观众的身份认同可以是自由的、非固定的、多元的、平等的，这可以算作观众愿意进入“想象的共同体”的强大召唤。
“云观影”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存在，大量彼此具身相距遥远、从未谋面的人竟然能够结成多种、关系热络的“共同体”，这也正是以网络新媒体时代人的实在身体与虚拟身份相分离为重要基础的。同时，由于这种共同体是按照认同来想象的，所以成员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且是通过软性手段脉脉维系的一种平等关系，这是共同体维系的重要条件。
第四，从内容符号角度说，“云观影”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其艺术符号必然是艺术接受者群体所共享、共持的，遵循每个群体共有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以及整体审美习惯。
这是对艺术接受者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的极大尊重，这对共同体成员而言也是一种“安全”和“踏实”。这有助于“想象的共同体”成为艺术接受者一种主动需求与选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共同体存在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即便某个共同体破裂了，但艺术接受者的主动需求还在，他们还会转向其他共同体的建构。
有学者认为电视通过如下几种世俗世界的“共在”符号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符号有：（1）民族/国家，（2）家，（3）英雄。其中，“民族/国家”符号又包括三种形式：（1）通过帝王形象，特别是正面与崇高的帝王形象进行想象，延伸或转喻民族成长的漫长与伟大，国家的进取精神，从不言败的恢宏气度，以及容纳千秋伟业的宏大时空，以塑造民族精神的想象。（2）通过对抗者（如国家或民族的入侵者）来界定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存在。（3）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觉想象，进行民族/国家的视觉重构，表现创世的艰辛与震撼，体现现代国家的不畏险阻的开拓精神，“崇高在这个主题中的核心内涵就是民族/国家之大道”。此外，“英雄”符号大致通过以下几种具象人格建构艺术接受者“想象的共同体”：军人、警察、清官（正面国家干部）、父亲/母亲/长子（长姐、长嫂），这使得“想象的共同体”呈现一种有层次的安全感、切近感，最终幻化为崇高感。这些符号常常是现代人“远而复返的身份定位，即在生存的艰辛中，以平等的义务和责任建立汇聚‘爱’的共同体”。显然，这些符号不仅是电视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常用符号，也是电影艺术以及整个传媒艺术建构时常用的符号。当然，除了通过人物形象符号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符号也是建构的两大重要手段。
第五，从未来发展角度说，艺术依托科技与传媒的发展，使人类想象的空间、自由度和实现力注定将不断增加，并在这些维度上不断培育人的想象力、对想象的选择能力和对想象的亲近感，有助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
在传媒艺术时代，对现实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传媒艺术的内容，还取决于艺术接受者的想象力和对想象的选择，接受者的主动性想象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的选择和想象可以给艺术接受者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角色甚至人生，而且传媒艺术时代艺术接受者可选择的范围更大，选择行为也更便利、更自由。这种“想象的自由”对“想象的培养”，是“想象的共同体”在未来能够动态卷入艺术接受者的重要条件。
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传媒艺术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世界，并向人的自身做出挑战，即向主观世界进行挑战。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想象”诉诸人的“主观性”，“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凭借艺术接受者主观想象建构的现实、真实。
“想象的共同体”给艺术接受者营造了一个有别于客观真实环境（如人的具身身体环境）的“想象世界”。电影不仅呈现现实，电影观众的新观影方式也在建构“现实”，“共同体”成员按照“共同体”的生态和法则，去“想象”性建构了一个虽然不客观真实但却主观感受真切的世界。也就是说，这种“想象的世界”虽然不是“外在真实”的，但是有高度的“内在真实”性。
但本文的最后也需要提出一点警示，艺术接受者在共同体下感知想象之时，不能一味躲避在“共同体”之下简单地“求同”，如简单地抚平害怕孤独的心理恐惧，或是简单地追求“众乐”以增加快感和刺激；更需要发挥接受者自己的主动性，反思“共同”接受艺术作品的动机与目的，调适在新的观影方式下如何增强艺术认知素养与审美感知能力。
同时，监管者、创作者、研究者等各方主体也应尽早敏锐察觉随着科技发展电影观影的新动向，这种察觉不仅是停留在“云观影”的形式，更要放眼考量未来技术带来的诸多新的观影可能，并尽早评析、预判和趋利避害。这种观测和思考甚至要超越国界，思考人类未来观影方式的普遍性拓展，以及在这种新的形式拓展之下中国电影的全球传播的新手段、渠道和方式。科技、媒介、艺术不断发展而带来的电影新生态、新变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助于电影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增容，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状态。
*同题原文刊发于《当代电影》2023年第5期，刊发时标题为《论虚拟身体观影及其“想象的共同体”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