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编辑的时候，最怕收到一类来稿，里面每个字都认得，连起来就是看不懂。我得配本专业词典，才能连蒙带猜看个大概，狼狈如大学考前抱佛脚。
青少年的压力阈值与网络游戏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反相关，这是一个复杂、多维且难定量的社会化议题。无论是教育专家、心理学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见壁垒。
这样的来稿还不少，一个赛一个晦涩艰深，那行文拗口得能把牙咬崩，但捋下来内涵却薄如蝉翼，真可谓装腔作势、浅入深出了。
叶圣陶在《作文论》里调侃过八股圣手：“以前所谓‘开笔’，就得代圣人立言，学写一套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话。所以八股好手经义名家里头竟有不会写一张字条的。”
叶老这段线年。八十多年过去了，“不会写一张字条的”仍大有人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一是不自知，二是不自信，第三点最糟糕——不自敛。
所谓不自知，就是混淆了专业与写作目的，写啥都是“学术腔”“论文腔”。关键作者自己还不发觉，以为很准确——滴水不漏可上教科书那般准确。
殊不知，写作行文，准确之外还应美妙。木心曾言：“准确而不美妙，不取，美妙而不准确，亦不取。”准确有余，则语言艰涩；美妙至上，又显造作。个中平衡，方显功力。
“论文腔”这个坑，学者、研究者和专业人士最容易栽，职场人士、公务员也有此倾向。
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形容他们为“专业自恋”，常常忘记文章写给谁看，大段描写同行才着迷而不是读者真正想知道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行话多，人话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本文将评述这一过程近年来的研究。
很多新记者或新作者都有这个阶段，写出来的东西像材料集锦。原因很简单：面对不熟悉的领域，不敢越通稿和材料雷池半步。久而久之，便越来越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照搬得了。
有种知识叫“司机知识”，比喻硬记照搬却不知所以然的信息。它来自爱因斯坦的段子，话说他当年演讲太多，连司机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有一次，司机代替爱因斯坦上台演讲，一字不漏背完，全场掌声雷动。
会后听众围住司机，膜拜请教。司机看着爱因斯坦：“这么简单的问题，就由我的司机来回答你吧。”
无论小说创作、非虚构写作还是新闻报道，难免涉及专业问题，如果以“司机心态”不懂装懂，照抄一番，读者肯定不买账，因为你的作品没有带来新东西。
如果他的打字机中蹦出的尽是一些诸如“问题、情况、反应或者利益”这样的抽象名词，他应该立刻停下来，问问自己能不能用更具体、更形象的词语来取代这些抽象词语。
这其实提供了解决思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找专家大牛、科普读物或纪录片，都要把这些行话、空话、套话转变为“人话”，直至你能用简单直白的话复述出来，你才算真正理解，也才能写出自己的新东西。
开头聊过，写“学术腔”文章的三大原因里，以“不自敛”为最糟。老话说就是“掉书袋”，流行语就是和记app官网“爱装X”，把简单的问题往复杂里整，以显得自己有学识，有水平。
这个问题，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就嘲讽过了。他在《作文秘诀》一文里反话正说，调侃要做好中国式古文，修辞秘诀一在朦胧，二在难懂，其本质不过“掩丑”。而国人却很吃这一套，因为“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
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但显然，不管什么年代，大师的劝诫也总有人不以为然。2020年浙江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例，仅开头几句就伤害了我：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当时外界围绕此文吵翻了天。我媳妇儿也看到了，吐槽自己好像不认字儿了，要我讲讲这孩子写了啥。
好家伙！就上面几句，搜索引擎就得打开两次。最后我也弃读了，遭了领导一顿白眼。
依我看，错不在孩子，但阅卷组打满分，就十分草率了。这一示范，又不知道多少祖国的花朵到故纸堆里打捞死词生僻字吓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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