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可知，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中，楚辞的影响其实很晚，最少到汉武帝时才由南方传到北方，经过由南入北的辞赋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辞体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文体——大赋。
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是赋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因时代久远对史料的误读，学术界目前很难取得共识。本人也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今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大致有源于《诗》、《楚辞》、纵横家言和徘词等几种说法。源于《诗》，是因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既称“或曰”，当是班固引别人的意见。班固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文体看的，与西汉作家仅以为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所以他把赋抬到与《诗》一样崇高的地位，认为是《诗》之流。其《两都赋》的写作，也贯彻着这一主张，这也是《两都赋》在古代特别受到看重的原因。班固当然是从思想意义谈赋与《诗》的关系，还不完全是就文体溯源方面的考虑。不过，《诗》六义中本有赋，一般以为赋为写诗的方法，其义为铺陈。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认为赋文体是从敷陈的写法衍化而成。其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①由一种写作方法演化而成一种文体，其间的过程很难有证据去落实。但铺叙风物的写法，的确是赋文体的主要特征，这样溯源，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些却不一定符合班固说“古诗之流”的意思，是后人的发挥。
除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外，还有“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这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沿袭刘向的《别录》和《七略》，因而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也来自刘向。不过，“古诗之流”重在讲赋的思想渊源，意在抬高赋的地位，“不歌而诵”则在讲赋的特点。《诗》本可以歌，也可以诵，孔子就说过“诵《诗》三百”②，这是就引《诗》的方法言。诵和赋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诵读方法，《国语·周语》说“瞍赋矇诵”，赋和诵由不同的人职掌，可见有不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春秋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周语》析言之，故以‘瞍赋矇诵’并称，刘向统言之，故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亦不同。”③据曹道衡师《汉魏六朝辞赋》说，从《左传》记载看，“诵”一般指自我创作的诗，赋则既有引《诗》，也有自我创作的诗。就“诵”使用的情况看，春秋时已有将诵辞称作“诵”的记载了。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听舆人之诵就是。又如《诗·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赋也应该如此，所以曹道衡师说：“一些诗歌没有入乐歌唱，只是吟诵的，在春秋以前，常被称为‘诵’；又因‘不歌而诵’可以叫‘赋’，后来就把不歌而诵的作品称‘赋’。”④这是赋源于《诗》的解释。但汉赋种类多样，刘向就分为四类，如明显模仿《楚辞》和客主问答的赋，则上所述仅是赋的一种类型，其他的类型显然与《楚辞》和纵横家言有关，于是有人便提出《楚辞》和纵横家言是赋的来源的看法。
据曹明纲先生《赋学概论》说，班固在《离骚序》最早开启了这个说法。⑤《离骚序》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⑥这是就《离骚》与赋同具“弘博丽雅”的文艺特征所言，与他在《两都赋序》中说“古诗之流”立足点不同。其实既然刘向在《七略》中将屈原二十五篇列为四类赋之一，就已经说明《楚辞》是赋的源头了。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就明确说：“然则赋也者，而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⑦既接受了“古诗之流”的说法，又接受了《离骚》“为辞赋宗”的说法。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于《诗》，只是说“受命”，真正的拓宇，还是《楚辞》。的确，就汉赋写作看，明显受《楚辞》影响的，后人名之为骚体赋的，占有很大比重。丘琼荪先生《诗赋词曲概论》说：“赋导源于古诗，然而汉魏人之赋，所涵诗的成分非常之少，其格调的大部分，都从《楚辞》中来的。《楚辞》才是赋的真实的源泉。此外还受些孙卿赋的影响。”⑧的确，赋与《楚辞》的关系极近，汉人的记载也往往将辞与赋相并提。如《史记·屈贾列传》就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其后，宋玉、唐勒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人对辞赋并未作区分，而是统称为赋。又不仅辞，别的文体，如颂亦被称为赋，可见赋是一大概念。汉人辞赋不分，给后人辨体带来了困扰：赋是源于《楚辞》呢，还是《楚辞》本身就是赋呢？汉代模仿《楚辞》的作品，是辞呢，还是赋呢？这些也都是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除了源于《楚辞》之说外，又有源于纵横家说辞的观点，这出自清人章学诚。章氏《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⑨章学诚此说，其实不仅纵横家一源，既有《诗》源说，也有战国诸子等，所以曹明纲先生称其为综合说。其后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发挥说：“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赋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紬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雋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緐，赋之末流尔也。”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见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后人根据汉代既有的赋文体特征，以及汉人关于赋名称的使用情况而进行探究的结果。赋兴于汉，从现存的赋作品看，汉赋的种类很多。早在汉代时，刘向就将赋分为四类，不管其依据是什么，但他关于赋有几类特征的观念是可以肯定的。今人对汉赋的认定和分类也有许多分歧，这是因为牵涉到什么是赋这一有歧见的问题。对赋有不同的定义，当然便会有不同的认定。根据马积高先生的划分，起码有这么几种被后人命名的种类：骚赋、文赋(包括“七”及“问答”“设论”等有韵者)、古赋、俗赋等。(11)这几种不同类型的赋，的确特征不一，其源当然也就不会是一个。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几种源头论者。我的观点是，研究者也许不应该以汉代产生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赋作为依据，事实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赋，是在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最后形成的。我们应该从前往后看，看赋在一开始是怎么定体的，其后又是怎样开始发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哪些文体，最后又是怎么样完成定型的。
前贤关于赋起源的争论，似乎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各家的讨论，都是以汉赋的现存形态作为依据来推溯渊源的，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汉赋的这些不同形态，其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有些文体形态是在汉代才与赋结合，从而构成汉赋的特征。以上所述各家特征，都是汉赋之源，但放置在一起讨论，就增加了讨论的复杂性。作为基本的赋文体，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发展中吸收了哪一家文体特征？由于上述各家特征与赋的关系一直难以厘清，这些问题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析和解决。
仔细对赋文体发生发展作深入地研究，我以为解决的关键是弄清《楚辞》与赋文体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的看法是，《楚辞》不是赋的源，以往将它作为赋之源，是根据《楚辞》出现在战国楚国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体写作时间，研究者乃据此列出赋文体发生发展的顺序表，以为《楚辞》的产生在赋之前，因而也就是赋文体发展源头。考诸史实，其实并非如此，《楚辞》虽然产生在战国时期，但对北方文人发生影响却是在汉代，严格地说，要在景帝末、武帝初。在《楚辞》发生影响之前，赋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具有多种文体含义的韵散相间的文体在北方流传，汉之前，秦人杂赋，可看作是其主要形态。但是到了景帝末及武帝时，流传于吴、楚、淮南之地的《楚辞》，开始传入北方。传介者就是吴、楚、淮南之地的游士，他们将自己擅长的纵横说辞与《楚辞》体结合起来，又吸收了流传在北方的杂赋体，终于在枚乘和司马相如的手里，建立了一种新文体——汉赋。这是本文的观点。以下从《楚辞》的产生和影响以及赋如何成立两方面展开讨论。
《楚辞》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史记》最早为屈原列传，使得我们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但是除了《史记》以外，的确在现存的战国史料中，没有屈原的点滴材料，这甚至引起了历史上有关屈原是否有其人的争论。经过学术界长期的研究、讨论，屈原和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基本认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史记》的材料外，也的确还未发现更为确凿的有关屈原的材料。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挖掘，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一篇被学术界认为是唐勒的赋残篇，证明了《史记》关于宋玉、唐勒的记载的可靠性，也间接地证明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的可靠性。1977年安徽阜阳市近郊双古堆汉墓挖掘，亦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如《诗》《易》等，多有与今本不同者。其中至为珍贵的是，有可信为《楚辞》者残简数字，一是《离骚》中的“寅吾以降”四字，一是《涉江》中的“不进旖(兮)奄回水”六字，字数虽少，其出自《楚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最近北京大学获得一批海外校友所捐汉简，内有一篇七体文《反淫》，在第3883号简上具列了一批先贤名单，其中便有屈原、宋玉、唐革(勒)、景琐(景差)等，这是除《史记》之外西汉文献中第一次如此全备地关于楚辞作家名单的记录。这些汉简的出土，应该说提供了非常确凿和过硬的材料，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记载是可信的。因此对于屈原和宋玉等《楚辞》作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人，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但后来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等人谗言，而疏远了屈原。其后怀王受秦人之欺，客死于秦。国人怨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害贤误国。子兰闻而生怒，进谗言于怀王之子顷襄王，于是放逐屈原于沅、湘一带。最后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据司马迁说，屈原《离骚》作于受上官大夫之谗，被怀王疏远之后，但学术界的讨论基本认为是屈原流放时所作。屈原流放，据学术界考证前后有两次，一次在怀王时，被流放于汉北，一次是顷襄王时，被流放于江南。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作于屈原流放于江南时(12)，马茂元先生则认为作于流放于汉北时(13)。其他可信为屈原的作品，如《天问》《九歌》《九章》等，也都认为是屈原流放之后所作。从以上所述看，屈原在怀王后期就已经远离了楚国的政治中心，流放在偏僻的汉北和沅、湘一带，所以他的事迹和作品长期湮没，没有被人注意到。依据现存的材料，最早提到屈原的，应是贾谊。汉文帝四年(前176)，贾谊被谗遭疏，贬为长沙王傅，应该是这个时候他才在当地听说到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并在长沙凭吊屈原。《史记·贾谊列传》这样记述：“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其文说：“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14)明说“侧闻屈原”，“侧闻”即旁闻，说明贾谊至长沙始闻有屈原之事。因了屈原遭遇与自己颇有相同之处，故造湘江凭吊屈原。屈原精忠爱国，但却受到小人的谗害，他的遭遇得到了楚国人的同情。尤其是怀王见欺，屈原曾加以劝阻，以为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怀王稚子子兰却鼓励怀王赴秦，害怕不去，会惹秦人不高兴。结果怀王客死，而子兰却不受处分并为令尹。怀王为秦人扣为人质，最终客死于秦之事，最为楚国人所深恨。《屈原列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15)可见楚国人对子兰的愤怒和对屈原的同情。所以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民间是一直流传着的。但由于屈原是受顷襄王和子兰的迫害，故楚国朝廷中不会允许谈论屈原的事，也不会存有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因此这可能是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一直在楚国民间流传，甚至到了汉初也没有被中原地方的人所了解的原因(16)。贾谊作文凭吊以后，应当对屈原的事迹和作品的流传有帮助。至于刘安后来献《离骚》，并编《楚辞》，当是秦以后，屈原作品渐渐由沅、湘一带传至楚国其他地方。而刘安所都为寿春，正是楚国晚期的都城，至刘安时，其地当有屈原作品的流传。又，前言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楚辞》残简，其地亦是故楚之地。双古堆墓主为夏侯灶，时间当在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表明这个时候《楚辞》已传到了阜阳。
传世文献中记载首先对屈原作品进行整理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是这样记载的：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7)
刘安入朝当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这个材料不见于《史记》，须知司马迁对屈原评价极高，并且因自身的原因，对屈原的遭遇和写作都有非一般人的理解。他将屈原与周文王、孔子等并提，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并归纳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屈原列传》中，他对屈原的为人和作品的评价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8)此语应出自刘安(19)，如果是的话，则司马迁为刘安列传，似应写入传记。
上引《汉书》的记载，“使为《离骚传》”一语，因汉人记载不同，而让人感到迷惑。东汉高诱《淮南子·叙》所说与班固不同。他说：“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秘爱之。”高诱将此事系于文帝时，恐误。据高诱此说，刘安非为《离骚》作传，而是作赋。其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淮南崇朝而赋骚”，当亦据高诱之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九《汉书》“离骚传”条说：“‘传’为‘傅’，‘传’与‘赋’古字通。”王念孙认为《汉书》的“传”字是“傅”字之误，而“傅”与“赋”通。1993年江苏省连东海县尹湾汉墓所出汉简有《神乌傅》，亦证明了“傅”“赋”二字相通。王念孙还引《汉纪·孝武纪》为证。《汉纪》为汉末荀悦据《汉书》抄撮而成，其作“《离骚赋》”，是荀悦所见《汉书》，或如王念孙所说，原作“傅”，又转写为“赋”。王念孙认为，如果如颜师古所说“‘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则刘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刘安作《离骚赋》是什么意思呢？王念孙说是“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驳，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20)。王念孙所说似为有理，刘安若为《离骚》作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然《楚辞》卷一班孟坚《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如果说《汉书》所言不详，则同出于班固之手的《离骚序》已明谓刘安为《离骚》作传，而非作赋。班固所引“《国风》”一节文字，即刘安为《离骚》作传之“叙”，为司马迁所引用。若《离骚》为刘安所作，刘安不应如此夸大己作。更为明确的是，《离骚序》引《离骚》“五子以失家巷”句刘安传文，明见刘安所作是传，而非赋。又王逸《楚辞章句叙》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章句》，则大义粲然。”王逸为《离骚》作注，当是见过刘安之书，明称其为“章句”，又可证明。(21)
除了这一迷惑外，这段话中的“使为《离骚传》”一语，到底是指刘安献《离骚》，武帝命其作传，还是指中秘藏有《离骚》，而让刘安作传呢？一般的解释认为是指刘安献《离骚》，我也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在刘安之前，确未闻朝廷有《离骚》的记载。刘安都寿春，正是楚故都。《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2)班固叙述吴、楚地理，连类而称《楚辞》于此流传，都见《楚辞》的流传和发生影响，是在汉景帝、武帝时的故楚之地，而且与天下娱游子弟如严助、朱买臣有关。《汉书·朱买臣传》记：“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23)这已经到了武帝时(24)。但朱买臣见武帝则言《楚辞》，可见他于家居学习时就已经熟读《楚辞》，并且以《楚辞》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帝时，前此淮南王刘安已经将《楚辞》进献给武帝，故此时武帝因朱买臣精《楚辞》而悦之。由于刘安及朱买臣等人的原因，《楚辞》才由故楚之地传播到朝廷。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传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5)据此，司马迁在游历江南前读过《离骚》等作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自己年二十而南游，这二十当于何年？史家分别有元朔三年、元鼎元年、元封元年的说法。这三个说法直接涉及司马迁的生年，主元朔三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主元鼎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主元封元年者，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即使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时，至武帝登位，司马迁才五岁。因此可见司马迁能够读到《离骚》，是武帝时无疑，这与《楚辞》的传播时间也正相合。
据以上所论，我以为屈原的作品，虽产生于战国时期，但因各种原因，而只在他流放的地域流传，汉文帝时贾谊至长沙，始据当地故老传说得知屈原事迹和作品，并仿效屈原作品写作了《弔屈原》一文。贾谊这篇作品，后人往往称为赋，然《文选》却作吊文收录，说明在贾谊时并没有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赋。称作赋的，只是在赋文体流行之后，且楚辞亦被视为赋的观念流行之后才发生的。屈原作品最早流传在长沙一带，即屈原死处，但从《淮南王安传》及《朱买臣传》看，起码在汉景帝时，屈原作品及楚辞已经在故楚之地的淮南以及吴地一带流传，并为当时的文士所熟悉。熟悉楚辞体的文士如枚乘等人，因发觉吴王谋逆，遂离开吴国北上游梁，最终以楚辞体与北方的杂赋体结合，并参之纵横之文，创为汉赋一体。然枚乘等人的写作，仍然停留在地方。其时正逢景帝不好辞赋，枚乘等人写作，当不会在朝廷引起太大反响。但到了武帝时，崇礼官，考文章，于时崇文，彬彬大盛，而刘安亦于此时将屈原作品进献武帝，朝廷或许此时始知有屈原作品，才会有武帝后来征召枚乘、司马相如之事。
赋源于《诗》，是传统的说法，盖因《诗》有六义。六义的说法，一来自《周礼·春官》，一来自《诗大序》。《周礼·春官》提出的是“六诗”说，所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顺序相同，是《诗序》用《周礼》之文。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26)班固此说有两个意思，一是抬高赋的地位，故以为赋文体从《诗》六义之“赋”发展而来，是汉代的赋亦是润色鸿业，雅颂之亚的文体；其次，六义之赋，其义训为“铺”，正是赋文体的写作特征。但六义中的赋，只是一种写作方法，并不能说这种写法直接就发展成了一种文体。但这种写法在《诗》通行的两周题名为赋，在后世产生的亦称名为赋的文体，二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诗》在两周时是通过管理音乐的太师完成其礼乐教化的功能的，所谓六义，当也是太师所定。《诗》视其使用的场合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毛诗序》的意思大多出自太师。将《诗》分为风、雅、颂三类，而《诗》如何表现其意义，则由赋、比、兴的使用构成。作为写作方法的赋，前人最基本的解释是铺，郑玄《周礼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铺是直接铺陈的意思，对当前政教善恶直接发表意见，不须假借外物以为比喻，所以赋是作为与比、兴不同的表达特点而提出来的概念(27)。除了作为写作方法的意义外，先秦文献中还以赋指讽诵称引。《国语·周语》记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土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28)韦昭注说：“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这里的赋，当然不是指作诗的方法，而是指诵诗的方法。文献称瞍赋、矇诵，韦昭说“矇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似与赋略有不同。盖诵用弦歌，赋则不歌，故班固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以是观之，“赋”似乎是指朗诵诗歌，“赋”在这里是动词，用于“赋诗言志”之“赋”。写诗的方法和引诗的方法都名曰赋，是有其共同特征的，六诗的赋是铺陈、直接展开，不须迂回作比类，瞍赋的赋，指其直接称引，不须弦歌，但均表现为铺陈展开。瞍赋，据韦昭说是赋公卿所献诗，则见瞍不须自己作诗，只是公卿所作诗，不须经太师配乐，瞍以赋的声调诵引，以直接规谏人君。这种不须弦歌的方式，表明周人并没有诗乐舞必须相配的制度，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各有各的职分，各自按照制度规定的方法表达。但这种制度都是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得以贯彻的，到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这样的制度应该不能保存了，而原来通过赋、诵、箴向人君进谏的方式，则转为社会中别种场合使用的功能。随着不同目的和功能的要求，新文体也随即产生，一种被称作赋的文体也就逐渐地应运而出现了。《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与母姜氏于大隧之中互为赋，其辞为自己作，似已表明赋文体的出现。当然，庄公和其母姜氏所赋之词，并未称为赋，但这种通过不歌的方式而诵的文辞，符合直陈的特点，故史臣用“赋”称之。这表明在其后出现的以类似方式表达且非诵经典成文的文辞，因与赋的方法有关，遂名之为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正如后世的乐府一样，本来是管理乐府的机关，但后人遂以产生于乐府机关中的辞称为乐府。作为文体名称的赋，也当如此。这种形式产生的作品，《左传》中还有一些记载，如僖公五年传记士
据眼前事而发，直言之，亦不歌而诵，符合赋的特点，故《左传》记为“退而赋”。又如僖公二十八年传：“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称为诵，即不歌之诵，亦赋也。此外，《左传》及其他诸子书中所记谣、讴、谚等，亦合于赋的特点，皆出自民间自作。《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城者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则让其骖乘亦讴答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妙在有讴有答，皆就眼前事自作诗直言之，名虽为讴，实即赋。又典籍所记之歌，当以一种声调唱出，但不须乐配，内容亦就眼前事自作词，实质上与诵、讴相类，亦是赋类。如《左传》哀公二十年传记哀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又《论语·微子》所记楚狂接舆之歌等，虽名为歌，实即赋体。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赋的又一个定义，与《国语》所记的瞍赋又有不同。据韦昭说，瞍赋的辞是“公卿列士所献诗”，则瞍所赋非自己所作辞，而班固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据班固自己的解释是：“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这是说从登高感物而赋中，可以考知一个人的才能，可者则为大夫。这“登高能赋”所赋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引《诗》呢？还是辞自己作？孔颖达《正义》这样解释说：“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据此，似乎所赋者非《诗》，而是自己作辞。又据《毛诗·定之方中传》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并列的“九能”，都指作者自己的能力，而铭、诔、说、语等，都是作者自己造辞，亦可证这个登高能赋，所赋即作者自己语辞。这说明赋自六义之一的写作方法，发展至赋诗言志的称引方法，再至赋自己所作辞，已经具备了一种文体产生的条件，具有了这种文体需要的特征，赋文体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韩诗外传》卷七记孔子游于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于是子路、子贡、颜渊各为赋，此引颜渊所赋：
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凑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子路)何进而救？赐(子贡)何难而解？(29)
这个记载对于赋文体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虽然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所记并非孔子师弟间的真实谈话，而是汉人的议论，但这一记载向我们证明了“登高而赋”是怎样的情形，也证实了我们上文所说的赋文体正是在称引方式之下而产生的论断。从上引子贡这篇文字看，的确符合汉人对赋的认知特征。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赋本源于《诗》之六义，本是写诗的方法，后引申为诵诗的方法，再引申为赋诗，随着乐诗的分离，赋文体渐渐产生了，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0)上举典籍所记诸赋、讴、谣、谚、歌等，虽未必皆是贤人失志之士，但能够临事而作词，皆合赋的特点，故赋作为这种形式下写作的文体总名，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种形式的赋，早期都还显示出短歌的特征，但到战国时，游士骋词，则又在这种形式上发展为长篇。章太炎先生《检论》卷五说：“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耳。”(31)章太炎先生以战国策文为赋，不求有韵与否，本质上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自春秋以来，如班固所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人失志者，心有所感，故临事自作词，这种写作的方法和形式，也合于战国策士。这是从赋文体的本质上而论，但文体既然有别，尤其是战国策文已经独立形成其文体特征，就不能再视为赋体了。不过，太炎先生的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赋由作诗的方法到引诗的方法，再到独自成立为一种文体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最早的赋是什么样的文体，是否即汉人概念中的赋，限于材料，难以详知。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标明为赋的文体，是荀子的五赋。这五篇赋的特点是谐隐的形式，在今本《荀子》中排在第二十二，但据唐人杨倞说，刘向整理时排在第二十六篇。那么这种文体命名为“赋”，到底出自荀子本人，还是后人整理时所加呢？如果出自荀子本人，则见赋作为文体已经出现在战国末，说明战国末时赋作为文体已经具有了特征。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金德建先生《荀子赋篇作于秦地考》(32)，提出四个证据证明此赋当作于秦时，甚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他所提的四个证据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三个证据，根据秦杂赋不入《汉书·艺文志》的“杂赋类”，而入于“荀卿赋”，证明荀卿赋当作于秦地，确为有理。这可见秦人杂赋与荀子赋篇属于同一种文体类型，而荀子之所以写作这样的文体，正是他入秦后受到秦人流行这种文体的影响。不过，金德建先生并不以为此赋是荀子所写，推论以为荀卿弟子李斯所作，这个意见推测成分太多，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不取。
秦杂赋今已不传，《汉书·艺文志》赋类列有四类，第四类是杂赋，但秦杂赋不入从名称上看相同的第四类，却入于荀卿赋类，说明秦杂赋的“杂”并非文体杂乱之“杂”，当如《文选》诗类中“杂诗”之杂。按照李善的注，是不拘流例的意思，五臣注为“兴致不一”，是说其文体虽然是诗，但兴致不一，所以总列为一类，称为杂诗。秦杂赋也是如此，其特征是产生于秦地的赋，但非一人、也非一类，而总体特征又与荀卿赋相类，故总称“杂赋”。至于第四类，从《汉志》所列名称看，有客主、杂行出、颂德、杂四夷、兵赋、杂中贤失意、杂思慕悲哀死、杂鼓琴剑戏、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杂禽兽六畜昆虫、杂器械、草木、大杂、成相杂辞、隐书等等。与前三类明确有主名者完全不同。此类作品不仅无主名，甚至不知产生于何时、何地。秦杂赋应该也属无主名者，但其能入于荀卿类，可能是与荀卿类赋特征相类，此外，这一类作品可以明确定为秦人所作，因此并非如第四类杂乱无可统例，甚至为汉人所作有关。因此，我们认为，秦人杂赋当与荀子的赋相类，荀子利用当时民间流传的俗体略为加工，锻炼成篇，题名曰赋。赋的命名，或当时在民间已经有这种称呼，荀子取赋之名，而又据自己所作文主题，分别加以礼、知、云、蚕、箴等题。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赋，应该包含了多种形式的说唱文，如成相等都可称为赋。其通俗的形式并不入文人之眼，但在民间流传却很广，为下层人所熟悉。所以秦人在统一天下之后，树立政令，便广为利用这种形式宣传政府的政策，如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等便是。秦人不重文学，但杂赋却盛极一时，这与秦地文明化不如东方六国、文风不盛有关。就地域看，秦地处西北方，既不如东方六国之重经学，亦不如南方楚人之重文辞，因此，这种杂赋在秦时主要流传在秦地为主的北方。及至汉统一天下，地处东方徐楚的刘姓入主长安，原东方各诸侯国之才智之人亦多汇聚于长安，应该对秦人杂赋有所了解。这种杂赋虽未必能入东方文人眼目，但他们应该知道熟悉了这种文体，因此也能作为文献入藏于汉之中秘。这种文体应该在民间会有流传和使用，但被视为俗文，不一定会被士大夫看重，故传世文献也不加记载。
这种被称为赋的文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包容性，即它能够将先秦时期的诗、书等文献之外各种不同的押韵的俗文体都包括在内，因此它的实用性强，这在文体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秦汉时，是一个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条件。汉之初，士人可能不会看重这种俗文体，但对汉代初年的士人来说，他们有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多种需要，官府规定的文体，如笺、奏、表、疏等，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这种能够包含多种形式的杂赋文体，应该能够提供他们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比如前举《韩诗外传》所记孔子弟子游景山时所赋之文，则是利用了这种杂赋形式而赋以政事内容。正因了这个原因，汉初因文体特征不明显，因此它便与许多邻近文体相混，或者说，《诗经》以后，除散体文以外，一些押韵文，也都可称为赋。如“成相辞”、谐隐文、颂等。按，汉人往往以赋与颂并提，如《汉书·淮南王传》说武帝每宴见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又如《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这都是赋颂并提，是以颂为赋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相如撰《大人赋》奏上，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3)这是直接以颂称赋了。又《汉书·王褒传》称：“太子(宣帝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34)按王褒有《洞箫赋》，载《文选》，后人不明白汉人关于赋与颂的理解，以为王褒《洞箫赋》以外，又有《洞箫颂》，其实是误识。同样这里的《甘泉》也应是指赋，而非颂。这些文体与汉赋相比，应该说界限还是可以区别的，但像贾谊等辞一类的赋，虽与枚、马不同，但也标赋名，因此后人有以骚体赋名之的，其实亦示区别而已。
杂赋先在秦地流行，汉朝建立以后，因建都于西京，故汉朝文人颇有吸收借鉴。从汉东方朔、枚皋等人常有诙谐一类作品看，似乎可以看出这种文体的影响。前引《汉书·枚皋传》说他“为赋颂，好嫚戏”。又说：“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35)大概都是指这种杂赋的文体。这一类赋系汉人所作，虽从秦杂赋来，但与秦杂赋又自不同，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与秦杂赋分别开来，单立杂赋一类。
结合上文讨论，在以下关于汉赋文体形成的讨论中，我主要想就三个问题展开：一、《楚辞》是如何影响到汉赋的；二、北方的杂赋是什么样的形态，在赋文体形成过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起到怎样的作用；三、纵横家文与赋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如何在赋体成立中发生作用的。
上言楚辞在汉时主要在南方流传，至少在汉文帝时，故楚之地人比较熟悉楚辞。景帝末吴地游士枚乘等去吴游梁，可为楚辞北传的文献记载。楚辞传至朝廷，并令北方文士所知，当以刘安上武帝《离骚传》为有案可稽之文献。朱买臣当也是此时以名《楚辞》而入朝。
至于杂赋，则主要流传在秦地，熟习者当是秦人。汉朝建立后，东方士人入长安，应该对此种文体有所熟悉。杂赋没有流传下来，当与荀卿五赋以及成相辞、谐恢隐语等相合，此种文体长于唱诵，但亦长于铺叙风物。荀卿五赋，虽有寓意，然形式为咏物，故铺写物状为此文体功能，它与楚辞之长于写情抒怀不同。故楚辞与杂赋结合，即汉大赋主要成分。
宋玉有赋，但除了《九辩》外，其余皆有争议。若《高唐》《神女》等长篇铺叙物色，又以赋名篇者，似不当产生于战国末。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竹简，有20余枚标题为“唐勒”的残简，当代学者或以赋名之，然简题并未标赋名，可见是今人臆度。据整理简报，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但书写时间的判断，跨度还太大，很难构成对我们判断《楚辞》北传时间的质疑。此外，“唐勒”既为篇题，则此篇是否即唐勒所作，尚待研究，因此简文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楚辞与杂赋结合，产生如梁孝王门客所作莬园赋、柳赋等，但不能成为长篇，大赋的产生并成为规模，主要是纵横家文经络其中的作用。纵横家产自战国，秦灭六国，纵横之士亦受打击，值秦之时，潜伏于东方六国。至楚汉反秦，纵横家遂起而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如蒯通、郦食其也成名于一时。汉定江山后，纵横家分化，一部分栖身于地方诸王，成为门客，尤其是大国之客，往往蠢蠢而动，仍然保留着战国纵横家的遗绪，为个人私利而谋。也有栖身于朝廷大臣家者，如绛、灌门客，则是战国游客末流。以文才显者，有两类，一类是上智者，如陆贾、贾谊、陈平，既有儒家学术，又有纵横家之文辞，能以此为国家效力。另一类则变而为辞赋之士，因朝廷不好文辞，遂亦托身于地方诸王。如枚乘、邹阳等。他们熟习纵横文辞，亦熟习楚辞，当他们北之梁之后，因梁孝王建宫室台馆，应命咏物，遂以楚辞及杂赋结合而为一体，亦名为赋。但此类赋题材小，且规模不大，不能引起注意，直至枚乘在《反淫》基础上改写为《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以纵横家文经络其中，大赋规模始成。
汉赋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是以枚乘《七发》为代表。将《七发》视为赋，是今人的理解，事实上，直到南朝萧统编《文选》仍然单立一体，而没有放在赋体内。《隋书·经籍志》亦将七体类编在箴、铭、诫、赞之体后，皆与赋不相关。汉代班固《两都赋序》历数汉武帝、宣帝时作赋之人，不数枚乘，不过他在《汉书·艺文志》屈原赋类中，却又列入枚乘，这可能与前面所说的汉人关于赋的大观念所致。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自汉魏乃至元明，七体亦未纳入赋类。但至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讬讽，亦谓之赋耳。”(36)这个观点不同于萧统以下之文体辨析家，但却与汉人认识相符。姚鼐辞赋类不仅收录了屈、宋楚辞，还收录如淳于髡的《讽齐威王》、庄辛的《说襄王》、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封禅文》、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这个认识就本质上与我前文所说相合，即汉代士人除了熟悉的五经文献以及公府应用文体外，其因政治社会现实生活需要产生的文体要求，只能另外寻找合适的文体，而这些文体都带有铺叙和骋辞的特征。不过，姚鼐以为不必以韵否为限，但从赋在民间产生的情形看，战国末及秦，乃至汉初，还是以押韵合于说唱为主。姚鼐所认定的《答客难》一类，其实是汉代士人以战国纵横家文与赋结合而创建的一种新文体。这个文体从性质上看，与赋的铺陈扬厉相合，因此姚鼐将其视为赋，是有道理的。章太炎先生其实继承了姚鼐的说法，他是从骋词论纵横家文合于赋体的。姚、章之论，从本质上说明了纵横家文与赋间的关系，不过，尽管赋体是《诗》不作之后出现的以铺张骋词为特点各体文的总称，但若区分文体，还是应将纵横家文的骋词和《楚辞》的骋词等区分讨论。毫无疑问，纵横家文是赋体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纵横家的活动，则是尤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我的意见是，在赋的发展过程中，汉初的纵横家文人是关键。汉代初年士人所受最多影响的是战国纵横家文，这从贾山、贾谊、陆贾、晁错等人的文章，明显可见。纵横家文铺张排比，纵横捭阖，最称汉人之心。尤其汉初士人多怀梗概情怀，关注国是，所言多兴亡之事，故虽排比辞句，并不以博文繁饰为意，这与汉武帝时赋家不同。纵横家是战国时显著的士人阶层，他们以个人的才学，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驰骋说辞，不日间便可位至卿相，纡青拖紫，因此纵横家在当时颇为读书人所羡慕。但随着秦皇统一天下，纵横家失去了用武的场所，势消焰息，但并没有完全灭迹。我们在秦汉的战争中，时常可以看到纵横家的身影。如郦食其、蒯通便是著名者。再如《汉书·张耳陈馀传》中的厮养卒、《鲸布传》中的随何，都有纵横家的身影。而明言学纵横短长之学的如主父偃、边通等，更是汉代纵横家的代表，《汉书·艺文志》便将主父偃列于纵横家。但随着汉定天下，这些纵横家彻底失去了场所，但我们在汉之诸王的身边，还是看到了具有纵横家性质的人群。如淮南王、吴王、梁王门下诸客，无疑有许多是学纵横之术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之纵横家者流有《蒯子》五篇，案，《汉书》本传记其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首，号曰《隽永》。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仓》三篇，所录仅此数人而已，蒯通本燕人，遊于齐，故高祖称为齐之辩士。生当楚汉相争之时，故颇能以舌建奇功。蒯通是战国策士在汉初的代表，楚汉角立，虽与战国形势复杂多变不同，但尚能为辩士提供舌囿，供其周游棋峙诸方之间，亦往往建奇功。及至汉天下已定，策士失去了游说的场所，汉家制度一定，朝廷不喜无用之策辞，故纵横家反覆之技无可施用，故改而栖于地方之诸王。汉初游于地方诸王的士人，人数众多，成分亦杂。有的仍然延续战国纵横家操弄权术、炫辞呈才、蛊惑人主的传统，希冀能在政治角斗中发挥作用，从而取得个人利益。《汉书·淮南王安传》记有客说王曰：“今慧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此客当即此种纵横家流。《传》又记曰：“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37)于此可见汉初诸王窥厕王室，而游士则有寻衅以动者。此种游士擅于说辞，往往直陈利害，直取人心，仍存战国策士遗风，如济北王门客公孙玃即是(38)。本来纵横家以权变及利害刻削成技，故修辞不以诚立，务求其能说动人主，因此炜烨其说，张皇其辞，铺张扬厉，不一而足，要之，骋辞是其特征。随着大汉王朝日益强盛，地方诸王虽有觊觎王权者，亦招士养士，以逞其异志。另外一种则与此不同，他们依靠个人熟知古事及善于判断形势、审度轻重的才能，以上客为期许，其所以依附于诸王，主要是朝廷不喜文辨之士，即使有机会也不过郎吏等，不如为大国上宾，如枚乘，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但他“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再如司马相如，他以赀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但见到梁孝王门下诸士如枚乘、邹阳后，遂以病免官，乐得游梁为客。汉初诸王称大国者，有淮南、吴、楚、齐、梁，诸王皆能养士，而士多纵横者流，这与邹、鲁、河间重经术不同，故《汉书·邹阳传》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39)辩知者即驰骋文辞之士。我们看淮南王刘安门客既著书，亦有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可见其门下辞赋之士之盛。再如吴王，枚乘、邹阳、严忌皆先游吴，后始游梁。梁孝王自以文帝少子，为太后所宠，《汉书》本传记他“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復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40)梁王广治宫室园囿，促建了辞赋写作的动机，其门下诸客，既有奇术诡谋者，亦有辞赋之士，而辞赋之士实即纵横家的变种。奇术诡谋之士专心于权谋，辞赋之士则借宫室园囿逞才。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所言极精辟。他说：“武帝之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41)纵横家在汉代转变为辞赋之士，并以文辞为其游诸王的长技。因此，在汉赋的写作和文体的成立，主要是由汉代纵横家文人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梁孝王时，当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人聚在一起时，“辞赋”一词便开始大量使用了。如《汉书·枚乘传》说枚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42)。这是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前元七年时事，枚乘游梁，《通鉴》系在景帝前元二年，至此约五年时间，枚乘诸人已经成功在梁国以写作辞赋并引起了朝廷文人的注意，因此，司马相如才在梁孝王入朝时，因慕枚乘诸人而弃官游梁。梁孝王二十九年之前枚乘诸人所写辞赋有哪些作品，是什么样的面貌，尚不得而知。《西京杂记》卷四记梁孝王游于忘忧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其中未有司马相如，或此游在二十九年之前。观诸士所赋，皆咏物之作，且寓隐意，与荀卿赋略相似，赋文以四言写物居多，往往带以楚辞句式，似是辞与杂赋的混合体，或是枚乘诸人集诸梁国后，受杂赋影响所创新体，可视为大赋产生的前奏。
梁国是研究辞赋不可忽略的地方，贾谊是汉代朝廷文人中最早知道屈原的人，他从长沙到梁国，可能会把《楚辞》带过来。但当汉文帝时，这种作品在梁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其后枚乘诸人从吴国来，他们在吴时应该熟知《楚辞》了，当他们游梁后，自然会以楚辞作为写作的基础。但《楚辞》抒写个情志较为合适，若托谕寄讽，或铺叙风物，可能不如杂赋，所以当梁孝王广建宫室馆阁平台，并要门客们歌咏时，他们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了。《西京杂记》所记枚乘诸人赋，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新文体。
《西京杂记》所记诸赋，规模狭小，题材内容也很平庸，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枚乘创作写出了《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写出了《子虚赋》，其规模体制恰与汉武帝王朝奋发有为的气象相合，因此带来了文体上的革命，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立，也为武帝朝在润色鸿业的要求上建立了恰当的文体。
枚乘的《七发》写作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我的意见是，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其在吴时确曾写过类似《七发》的作品，这就是北大所藏汉简《反淫》。《反淫》的内容与《七发》多数相合，不仅涵《七发》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辞字句亦多相符，仅辞句顺序有变化而已。但《反淫》所叙不止七事，而至少有十四事，尤其是《反淫》没有观涛的描写。在现存的《七发》结构里，观涛一段最为人所称道，但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观涛的文字与全文结构不甚相合，其篇幅明显较其他六事博繁且精彩富艳，尤其是极写涛水之种种情状声态，令人心魄振动。只此一节，后人郭璞、木华则敷衍为《江赋》《海赋》，结构全以此为蓝本，因此，结合《反淫》，我认为观涛一段是枚乘在《反淫》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观涛一段文字应晚于其余六事的写作。《反淫》的作者不能确知，但观其涵盖《七发》，应当与《七发》有关系。又由于《反淫》罗列达九事之多，明显是七事还未固定前的蓝本。《反淫》未以数字标题，则见作者命题还是根据内容而定，至枚乘固定七事后，或枚乘定名为“七发”，或后人更定，已不能明了。《七发》以吴客说楚太子铺展全文，《反淫》则以魂魄对话构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枚乘《七发》写于吴王时，且谏吴王谋反事，内容敏感，应该不会直接以楚太子和吴客生题，而像《反淫》中以魂魄对话，则没有这个担忧。以魂魄对话构结全文，既合《渔父》传统，亦与战国以来问答体有关，这也是汉人依据文与辞两种文体改造后所创的新体(43)。
此外，无论《反淫》还是《七发》，所言诸事皆简明扼要，含讽谕之意，但像观涛一段，则与这个主题脱节，而纯粹是辞人骋辞夸物露才之作。因此，若说是《七发》实际上是枚乘到梁国以后，与诸辞赋之士切劘研讨，对《反淫》重加编写的作品，也是可说得通的。枚乘此时与司马相如、邹阳诸人，结合楚辞、纵横家文，以及北方流传的可以唱诵的杂赋，遂创为一新文体，概名之曰赋。《七发》因是在《反淫》基础上改写，故不名为赋，但其改写可能在《莬园赋》之后。可作为参照的文献，是司马相如在孝王二十九年，即前149年游梁，居数岁而作《子虚赋》，是见具有大赋规模的赋体，包括《七发》体的形成，应该是这个时期成立的。而据《西京杂记》所载，梁孝王诸客所写赋，多为咏物赋，这与枚乘的《七发》不同，也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不同，应该与秦杂赋文体更相近。这说明成立于梁孝王时的赋，虽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有诸客所作的咏物杂赋，其总名都是赋。由于司马相如的赋更具规模，影响更大，尤其是武帝的喜爱揄扬，遂使得这种赋广为人传，并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其余赋体则渐渐湮没不闻了。
从上讨论的结论是，汉赋文体的形成，由多重因素构成。就文体说，战国末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体，总名为赋，至秦发展成为具有特征的秦杂赋。这种文体流行于以秦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汉代取得政权以后，东方士人入汉中，对这种文体有所熟悉，士庶中应该有所使用。与此同时，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在秦汉战争中，随处可见纵横家身影。他们惯于使用的纵横策文，在秦汉之争中一直在发挥作用，而当汉得天下，纵横家文仍然是当日士人擅长的文体，从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文可以见出。这种以骋辞为特征的文风，影响产生了多种文体，如问答体、辩难体，甚至书疏等。纵横家文在他们手里，又在汉代一统政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以之论国是，辩存亡，排闼推阖，气势扬厉。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气局，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创出赋体。其中由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更符合汉人美学要求，遂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并被视为汉赋成立的标志，其实过程并不如此简单，而如上所言复杂得多。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②《论语·子路》，《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⑨《章氏遗书》本，据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影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⑩章大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8页。原标点有误，今改正。
(11)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12)参见《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楚辞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94页。
(13)参见马茂元：《楚辞选·离骚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2页。
(16)《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贾谊曾被汉文帝召回朝廷，对谈宣室，但居长安时间甚短，不能作为这时已经将《离骚》传回长安的根据。
(1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20)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离骚传”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21)此段材料及论证参见杨树达《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262页。又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44页。
(2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系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7页。
(26)核诸文献，班固之前言诗六义者，有《周礼》和《毛诗序》，然若为《周礼》，似不应略称“或曰”，故颇以为班固实用《诗序》，但《毛诗》在班固时尚不显，因此《汉书·艺文志》也仅称“又有毛公之学”，是班固对《毛诗》所知甚少的缘故。
(27)贾公彦《周礼注疏》说：“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不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按，此《疏》“不”字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作“更”，无校，《四库全书》本作“不”，当以“不”字为是。
(29)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页。
(30)参见拙文：《赋的来源及其流辩》，《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1)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32)参见金德建：《古籍丛考》，《中华文史精刊》，北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2—53页。
(36)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43)关于《反淫》的研究，参见傅刚：《北京大学汉竹书〈反淫〉简说》，《北京大学汉竹书》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编号：15ZDB07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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