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新闻之器，应该就是记者练好的本事和技艺。所以我认为，做记者要多才多艺，做多面手，并为此不怕付出，不怕吃苦。
从1963年我初中一年级的作文编入《优秀作文选》变成铅字，到2008年从报社退休，一生都跟文字打交道，而且笃信：“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所以，做文字记者时总是看重丽词佳句，力求文章多些文采。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在报社兼做了十多年的摄影记者。日本明仁天皇、法国前总理等来中科院访问，在、钓鱼台、城楼、人民大会堂接见科学家，以及到中科院视察等重要场合，我都圆满完成写稿和拍摄任务，似乎摄影比文字给人的印象更深。
从以文字为主到文字摄影双栖，我觉得，艺不压身，记者应该多些本事，多些采访领域。至今我十分感谢老总编郭曰方支持我参加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的学习，因此系统掌握了摄影专业的理论知识。在使用传统胶片时期，报社暗房没有专职人员，全要自己干，一张照片要花费两个多小时，从用天平配显影、定影液开始，然后是冲洗胶卷、扩印照片，上光、烘干。记得我客串跑亚运会时，因为洗照片和写稿，忙到凌晨三四点是常事，但也乐此不疲，稿件不仅供给本报，剩余的还提供给《科技日报》的《亚运之友》专刊和美国的《侨报》。
后来有了彩卷，送到外面洗印，摄影记者的工作量减轻不少。但也有麻烦，黑白卷都是事先自己缠绕的，用多少冲洗多少，彩卷却是36张整卷冲印，剩下的浪费掉很可惜，所以，我就在拍完主要内容后，再给科学家拍些别的，因此很受欢迎。
摄影是讲究“多拍选优”的。但是没有多拍的机会，只好一锤定音，一举成功。那时经费不宽裕，闪光灯用的电池买得很少，电量不足，拍第二张照片时闪光灯要充电几秒钟，很耽误事。一次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颁奖，事先我跟获奖者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商量，请他握住外宾的手时间长点，容我能多拍一张，至今我都十分感谢他的理解和配合。
给拍照是不能这样商量的，接见握手也不可能等我充好电再拍第二张。那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还有另外四位外籍院士，参加接见的中科院领导是、许智宏、，11个人站成一排，不可能等充电拍第二张，自己只能拍摄一次成功，所以我就先考察拍摄地点，事先掌握好拍摄距离，确定好一些参数。由于事先准备充分，那次只拍了一张，效果也很好，可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还有一次，事先不知道要拍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接见一个优秀博士，胶卷只剩一张，而且和记app官网又是走动中，逆光拍摄，难度更大，但由于事先作好必要的准备，拍出的效果十分理想。
做摄影记者难，做穷摄影记者更难。这是我当年的真切感受，有时想想很伤感，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写个文字稿也能对付过去，但是报纸讲究“一图胜万言”，看到拍出理想作品，也能享受劳动后的喜悦。
因为写稿和摄影，我曾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双湖地区呕吐着拍摄中科院电工所的光伏电站。我也曾在天山上的冰川、中蒙边境的荒漠、柴达木盆地的盐湖，乃至毒品源头金三角频频按下快门。记者生涯20多年，因多掌握了一门技艺而丰富了不少人生的经历。
多年来，我对剩下不用的新闻照片，都尽量送给科学家以作纪念。并且，我恪守一个原则，不仅不要他们的酬谢，同时，凡是扩印的照片全是我自费，以示真诚。多年前的一天，我看了一个著名数学家艰难的成才之路，激动地流下热泪，当即找出在接见他的底片，扩印了几张，让他寄给家乡的亲人，分享成才的喜悦。
张劲夫、郁文都是深受中科院职工爱戴的老领导，我把他们和握手的照片，都洗成24英寸送给他们，大家很高兴。
至今，很多科学家手里都有我送的照片。君子之交淡如水，与科学家这样的交往，给今后采访也打下了和谐的基础。
艺不压身，其实做记者无外乎写稿和拍照，只要抽出时间，系统学一些摄影知识，尤其是用电脑写稿和用数码相机拍照，其方便与过去真是不能同日而语。
科技解放了生产力，首先解放了我们记者的笔和传统相机，现在做记者真是太幸福了。可惜那时没有赶上数字化的好时代，但唯此也才有了这些吃苦的故事和感悟，写出来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