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2日文章，原题：我们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正在杀死我们文明中最古老的故事是战争故事。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到《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战争和讲故事对我们的吸引力常常交织在一起。人类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给生活中各种混乱的事件赋予秩序，为难以置信之事施加一种叙述。还有什么比屠杀更难以置信？无论是特洛伊战争、犹太大屠杀，还是在得州尤瓦尔迪一名十几岁的枪手杀害19名儿童。
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开始遵循一个可预测甚至是程式化的事件顺序。我们首先看到新闻标题，文章内容有对死亡人数的初步估计。然后，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我们知道了事发地的名字，以及枪击本身的残酷细节。这些细节的中心就是枪击案主角：枪手。
战争胜利者书写历史，将自己放在故事的中心——当好人，做英雄。在围绕大规模枪击案件的叙事中，这种态势被颠覆了。哥伦拜恩与桑迪胡克两起校园枪击案中，坏人是叙事的中心。在尤瓦尔迪枪击案中，我们早早就知道枪手的名字。我们知道他的祖母，知道他开到现场并撞进沟里的卡车，知道他在袭击发生前在脸书上发布的信息，也知道同龄人对他的看法。我们不知道击毙枪手的边境巡逻队队员是谁，但枪手的照片已经登上一些报纸的头版。在一个崇拜名人（包括臭名昭著者）的国家，我们关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叙事是在助纣为虐。
当一个人决定成为一名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时，他会自述什么故事？不满和疏离似乎是共同的主题。一名同学形容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的凶手“生活中充满黑暗”，而另一名同学则形容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凶手“只是没有真正融入社会”。这些杀人犯中的很多人都渴望成为某种叙事的中心而不是边缘，但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亚里士多德将讲故事定义为“模仿的行为”。根据他的说法，我们喜欢讲故事的原因是“我们都喜欢了解事物”。但是，讲故事和模仿之间的联系在美国各地造成了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蔓延。
2015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第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后的13天内，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他们还确定，每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平均会多带来0.22起枪击事件。
年轻人常常有成为英雄的强烈愿望。五角大楼曾成立特别工作组，研究和打击“国”（IS）的在线招募策略。当时，尽管许多受委屈的在欧洲感到文化上的孤立，但五角大楼感到困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放弃相对舒适的生活，涌向IS的旗帜。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显而易见，尤其对美国的战争策划者来说。尽管存在死亡风险和暴行，IS依然在兜售一种叙事，在寻求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让年轻人有机会成为主角。美军的招募活动与此非常接近，说服了像我这样的整整一代年轻人在“9·11”后在中东进行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东征。
有可能改变叙事方法吗？2016年7月，法国尼斯事件发生后，几家法国新闻机构拒绝转载IS宣传图片，也拒绝公布凶手的名字。
难道法国的做法不值得考虑吗？西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妮弗·约翰斯顿表示，“与心理健康状况甚至获得相比，对此前因媒体广泛报道而闻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认同，是更有力的暴力推动因素”。除了关注心理健康和控枪外，还应考虑提高我们对大规模枪击事件叙事的认知。暴怒不是美国独有的，但这种愤怒的表达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需要文化上的对策。我们需要讲一个不同的故事。（作者艾利奥特·阿克曼，传文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和记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