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ag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国每年要诞生十多部中国文学史,至今已出版上千部”的话,你可能先是惊讶,接着是怀疑,然而这却是一个事实。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国人自撰文学史的开端时间是1904年,其重要标志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林传甲和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的黄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面世,此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出现了许多亮点,先后诞生了几部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热情未减,但因视野受到诸多局限而成果不大。十年“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新时期的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产生了一批能代表新时期研究水平的文学史专著,像褚斌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纲》,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中国文学史研究似乎在努力挣脱诸多藩篱,以期实现实质性的大突围。许多学者、教授和作家都纷纷乐此不疲地投入到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中,中国文学史也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期,每年都有十几部甚至几十部的产量。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100年间,中国文学史的总产量已超过了千部。其中,1949年10月之前出版了77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930余部。而绝大部分则是近20多年间出版的。
如今的文科大学生,在不同的大学所学的是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说白了,这“不同版本”,其实就是大多标有本校教授编写或参与编写的版本。特别是名牌大学和重点大学的中文系,都以使用自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荣。就此现象,有些学者指出,目前高校正在使用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的“袭编”现象很严重,甚至由此不时引发一些著作权纠纷。而深为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的高产并没有催生出“优质”版本。从众多中国文学史专著的编撰中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史研究普遍缺乏新文学史理论建构,对文学流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比如没有淡化史观和重视史事,没有淡化模式和重视思路;比如在写作中没有完全清除“左”倾思潮的影响而难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注重人的价值与审美艺术分析;比如吃不透原著而在史述与文评中常犯知识性错误等等不一而足。
本来,中国文学史高产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高产量同时也意味着是高质量的话。但不可回避的事实却是,中国文学史的高产并没有出现高质。这种尴尬状况的长期存在,足以说明中国文学史其实没有必要高产,或者说根本就不该高产。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而非只在产量上不断上升的文学史。
与其高产,不如优生。显然,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进行资源的整合,毕竟各自为阵的文学史写作无法避免诸多局限性和随意性。各高等院校之间的文学史研究力量,如果能加强横向联合,进而做到强强联手,那就一定能催生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如此说来,学术界在回思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得失时,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史的高产低质现象作出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