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者拍摄展出的电报手稿。 人民视觉供图
是革命家，又是文章大家。革命召他以实践，战斗假他以文章，他在革命征程中，持短笔，照孤灯，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云烟和革命者洒下的热血，书写着历史的华章。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奔腾汹涌，革命者看了坚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敌人看了胆颤心惊，责难诘问者看了很难回答，中间派看了同情且倾向于我，真的是大长自己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
的文章精神灿烂，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结晶，是中国优秀学风文风的代表。“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学习的文章之道，传承文脉，端正文风，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是1912年19岁时写的政论文，全文465字，小楷书写。初试啼声，迥异凡响。这篇作文得了100分，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柳老师除了写下140余字的批语进行赞扬，还预测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
1917年4月，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它？”这是《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话，这个宣言同时宣示着一位文章家上路了。
28岁时主编《湘江评论》，既当编辑，又是作者。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就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自己写稿，一个多月内写了40多篇文章，多是杂文。到出第五期时，《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来。此后，还在《大公报》《女界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他针对赵五贞女士抗议包办婚姻自杀之事，连续发表10篇文章，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是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1925年12月，由主编的中央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创刊，一个月里在上面发表了近20篇文章。1925年和1927年，他走村串户调查数月，写下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报告文学《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为确立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还刊登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
走上革命道路乃至成为中国的领袖之后，指挥打仗再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亲自起草文章、电报等。他把写作当愉快的革命事业了。
井冈山时期，的代表作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下的。这些经典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原创性的思想和鲜活的事实，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新的局面。
苏区时期，一度被边缘化，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这时期，他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游击战争》等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从成立开始，党的领导人中懂理论的比较多，在苏联留过学的比较多，重视“理论”成为中国的风格与特色。同时，建立和开展活动之初，又是理论不足的，表现在空洞地引用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懂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出过国，不懂外文，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在山沟里闹革命，被那些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看作“土包子”，认为他是理论不足的人。
1960年12月25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打仗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加上落脚陕北后可以从容地思考问题，开始从事理论著作的写作。《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老三篇”等一批经典问世。这是对中国革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文字上，多为精心而严密的建构。文字破茧而出，思想化蛹为蝶，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没有人嘲笑不懂理论了。的叛徒叶青曾经认为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他看了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得不佩服地说：“我对于，从此遂把他作理论家看待了。”
延安是写作的高地。《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文集》八卷的802篇文章，有385篇写于延安；《军事文集》六卷中1628篇文章，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写的。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这些集子。比如《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的激愤之作，因为写得太尖锐，担心不利于团结同志，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1948-1949年，是创作的又一高潮。《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五评”美国白皮书……美国的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在一个多月里，连续发表“五评”，抓住白皮书中的要点和要害，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明，文章气势如虹，意气风发，有许多燃烧的句子，展现的是不可阻挡的开国气象、开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七千人大会讲话）陆续问世……目光远大，笔锋强健，思想颇具开放性。1956年他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口气写了一百多条按语，长者千言，短者几十个字。王蒙评价说：“毛主席在‘高潮’中撰写的条条按语，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就像焰火升天布满了礼花，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啊，这是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激昂、什么样的决绝、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它比诗还多情，比戏剧还想象，比军令还雷厉风行，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激情文学与动员檄文……”
上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写作，天马行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化繁为简，大道至简。总的看，多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但不能不说，批语、谈话等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
文倾江海，一生留下的文稿有4万多件，字数达三四千万字。这些文稿文章涉及各种体裁。
诗词是他一生的最爱，结集为《诗词集》。他还写有集句诗、打油诗、联句诗，还有诗话、诗评等。诗人臧克家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高亨教授在一首词中评价诗词说：“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以“诗雄”的形象进入中华诗词巨人的行列。
大处落墨，政治论文他写得最多。《选集》四卷为其代表，郭沫若称之为“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还有《文集》8卷，精彩纷呈。对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都有尝试，考据之学，他也涉猎。还写过祭文、挽联，这是古老的文类，他写得不落俗套，《祭母文》《祭黄帝文》是其代表。
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在战争年代，主要是靠电报指挥战争，他握管便写，起草了几千份电报。参与编辑《文集》的逄先知评价说：“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而且很有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思想性的东西，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这些电报气势恢宏，文笔非凡，堪称范文。”
一生写过许多书信，信手写来，无不入妙。“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喜欢。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这是给女儿的信，末尾飞来“大雪”一句，冰清玉洁，率真而深情。香港作家董桥有篇文章叫《会写信》，其中说道：“白话文写得漂亮。”他以1958年7月1日致的一封信为例，评价说：“信中文字简洁得很，又有气势。白话信写成这样，值得学习。”书信是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有1500多封。
起草文件、通讯等一些非文学体裁的文章时，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说清楚就行了，他还讲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风。即使写公文，他也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用习惯的公文语言来写，而是有意识地把公文当“光昌流丽”的散文来写，增加公文的感染力。
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此遣词造句，郁郁乎文哉，可见心中具有很强的文章意识、散文意识。编辑《集》（20卷本）的日本人竹内实说：“很多人读了《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
战场喊话（又叫火线喊话），是在战场前沿上对敌进行的口头劝降活动，目的是瓦解和涣散敌军，促使敌军官兵放下武器。这本来是基层官兵的事情，从来不是大人物干的事，基本上不需要正经的稿子，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都是喊完拉倒，保留不下来。自辟新境，在组织战斗和指挥战役时，亲自操刀，把战场喊话写成战斗檄文，写成了经典。
1948年11月，写《向军黄维和记ag兵团的广播讲话》，用文字摧垮敌人心理：“人民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紧缴械投降……”同月，还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给高级将领喊话。如今看这两篇文章，如我是喊话者，洋洋洒洒，胜利在握，自信充满，神气活现；如我是被喊话者，听得哆哆嗦嗦，吓得心惊肉跳，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了，只想发抖着身子赶快举手投降。
1958年10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等，不仅向台湾官兵喊话，还喊给蒋介石听，喊给美国人听，有言中之意，有话外之音，有无尽之言，一鸟三石；特别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单日打炮，双日不打”，自家制定战场规则，玩的是“战争游戏”，那叫潇洒。
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写，还替党中央写文件，替报纸写发刊词、社论、编者按，替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写新闻报道、时事点评。他擅长用媒体讲政治、讲策略，把社论写得风生水起，把新闻稿写成经典，有的以新闻之笔挤进文学名篇，让人赞叹。你看他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英勇的人民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不足200字，新闻六要素完备，更妙的是将之神勇和敌军之崩势，勾画得活龙活现，为一大事件增光添华。作家梁衡在《文章大家》中评价说：“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新闻工作文选》，收入关于新闻的论著71篇，他亲自撰写的新闻作品28篇，他修改的稿子24篇。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新闻作品集》，收入他1919至1970年为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的各类文字133篇。这肯定不是的全部新闻作品。作为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新闻战线”（把新闻称为“新闻战线”，也是的创造），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实属罕见。
自己动手写文章，并且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之一。
1948年1月，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写信，他说：“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要求：“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1964年3月28日，把领导干部不动手写文章上升到官僚主义来批评。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让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捉刀”即代人作文，是个历史现象。上古捉刀为笔，竹简木简出现后，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误；后来人们把替人作文称为“捉刀”。擅长文章，多是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替他捉刀，他反倒喜欢替人捉刀。比如：1948年11月替、陈毅写的《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线日，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此电后改署周恩来发表。1950年1月19日，起草新闻署长《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线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还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
当然，也有一些文章是秘书写的。1956年9月15日，要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开始前一天，“笔杆子”陈伯达把他起草开幕词送给，一看，长篇大论，很不满意。会议第二天就要开幕了，时间很紧，让秘书田家英连夜赶写。田家英谙熟的思想和文风，他根据的意思，晚上加班，一挥而就。看了，很满意。一般不喜欢念稿子的在开幕会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写的这个稿子。这篇讲稿2000多字，赢得30多次掌声。据逄先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回忆，致辞之后，人们纷纷上前称赞毛主席讲得好，有人还特别提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警句尤为精彩。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秀才就是田家英。”坦率地说自己的讲话是秘书写的，足见其坦率与自信，他的文采不怕别人遮住，别人也遮不住。
自古以来，常有抄袭人家文章的“雅贼”，叫做“文抄公”。蜀主孟昶的《玉楼春》（冰清玉骨）是两首七绝，苏东坡把它化来，经过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二字《洞仙歌》。评价说：“苏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
在“七大”会议上批评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讲的就是讲的，徐老（徐特立）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一组排比句子，讲述了不要做“文抄公”的道理。这其实提倡的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作风。
笔走龙蛇惊风雨。具有强大的“文章力”。这个“文章力”，绚烂奇妙，既改变历史，又记录历史；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具有软硬两手具足的力量。他的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带着同志的血迹，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用最通俗最尖锐的话说出来，唤醒了党人，打醒了历史，打响了天地，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一个“支部建在连上”，改造了旧军队，推广到全国去，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街道，支部建在车间，支部建在处室，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哲学家李泽厚说：“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
《矛盾论》《实践论》，这是哲学的“双子星座”，交给中国人务实而锋利的哲学武器。一篇《论持久战》，预言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构成了延安整风基本的学习文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心经”。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国家样式”。《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老三篇”，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可以说，收入《选集》中的文章都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西柏坡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0余封，指挥“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周恩来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用“笔杆子”打败敌人的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西柏坡。1948年10月，驻守在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得到中央在西柏坡的情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进行突袭。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西柏坡周围的仅有一万余人，军情火急。得到消息，他说：“我们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心中疑惑：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拿起了“笔杆子”，亲自组织和撰写了几篇新闻：第一篇，是起草、修改的《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25日播出；第二条，是写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新华社10月26日播出；第三篇，是写的口播稿《关于敌军拟袭石家庄的口播稿》，新华社10月29日播出；第四篇，是写的述评稿《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31日播出。这些评论，把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号召和民兵，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傅作义收听到方面的广播，一看对他们的计划了然于胸，早有准备，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悄悄地将开出去的部队撤回北平。正是：巧设空城计，一支笔吓退十万兵。
传神文笔写千秋。的文章，为党人立心，为百姓立命，为民族的复兴开启航程。他的名章妙句传布于广大人群，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乃至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发挥了刻骨铭心的久远效应。
的文章，不同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而是革命白话。他把语言提高了，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用革命语言写作的白话文。
对自己的文章，有“文章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编辑《选集》。后来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陈垣说：“得读《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
文豪郭沫若说：“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
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政治术语与文艺话题交织，高屋建瓴且联系实际，给与会者以柳暗花明、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翻译家傅雷听了，3月18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他的讲话“出于极自然的态度，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清魏秀仁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有个词叫“文章”，意思是说，好的文章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以文章华党，以文章，人佩服，知识分子佩服，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的文章写得好。胡适与著名学者何炳棣讨论诗词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还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胡适的话算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试问：的笔杆子，其他组织的笔杆子，济济乎，有写过的吗？多乎哉？不多也。
“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每每阅读的文章，都是一回令人目眩神驰的阅读经历。
（作者简介：胡松涛，作家，作品有《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民间的阳光》等）